大人中
论诗 作者：元好问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 [评析]本诗评论诗人谢灵运、陈师道。前两句赞美谢灵运的诗歌风格。谢灵运是晋、宋之际的著名诗人。他的大量山水诗打破了东晋以来玄学诗的统治，描绘了江南的自然景色。“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是他《登池上楼》的名句，写诗人在楼上向下眺望，只见池塘长出一片青青的春草，园林的柳条泛青，连禽鸟的叫声也变得更加动听了。诗人把春天的色彩和声音，写得清新可喜。诗人用“池塘春草”四字，生动地再现了谢诗的境界。诗人从文学史发展的角度，指出谢灵运所创造出来的境界是诗家的春天，他的五言诗，千秋万代永存新意。“新”即清新，这也是元好问评诗的一个标准。后两句是对陈师道不描写现实，只是闭门觅句的创作方法的尖锐批评。诗人借用黄庭坚、王安石的诗句，以非常风趣的口吻说：“快去传我的话，告诉陈正字，不要闭门苦吟，他太可怜了，这不仅不能弥补诗的贫乏，还白白浪费精力。”宗廷辅说，陈师道的诗“纯以拗朴取胜。‘池塘生春草’何等自然。”可见前两句称颂谢灵运的诗自然、清新，是为了反衬陈师道的诗雕琢、陈腐。元好问的论诗诗，观点新颖，立论精当，形式活泼，语言锋锐，无论是论诗的宗旨和论诗的形式，都给后世以很大的影响。 
古典诗词的艺术 ——仅谈苏轼苏轼，一代才子，却生不逢时，仕途不顺。或许，正是因为他的仕途不顺、历经坎坷，造就了他旷达的态度。在这里，我们以乌台诗案作为分界点，来赏析一下苏轼的诗词，从中体味一下古典诗词的艺术。在苏轼的词中，我最喜欢的是《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首词的唯美，如《苕溪渔隐丛话》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中秋赏月，不禁对月沉思片刻。苏轼把青天当做自己的朋友，把酒相问，显示了他豪放的性格和不凡的气魄。不知是苏轼的的性格成就了他的文学，还是文学成就了不凡的气魄，抑或是两者相互结合，构成苏轼词文的艺术。在苏轼的词中，总能找到一种豪放，不论是喜悦还是痛苦的时候，这是一种风格，激励人志存高远的风格。古典诗词于人的价值正在于它内在所能反映出来的东西，可以是思想，可以是见解，可以是感情，可以是对遭遇的一种感慨。仅仅追求文辞华丽的诗词终究会被我们淡忘的。虽然说辞藻是艺术的一部分，但在我的思想中，真正的诗词的艺术是能够带给我们心灵的震撼。用心去品味一下《水调歌头》，首先吸引我们的是一个唯美的画面，然后我们感受到作者的情感和旷达的态度。在一个洒满月光的夜晚，随风轻轻起舞，渐渐升上空中，抱着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一副嫦娥奔月的场景，神话一样的画面，让我们不得不感慨苏轼的想象力。但他还是要生活在现实中，亲人的离别也会让他难过。一个人躺在床上，静静的想着往事，看着皎洁的月光，一个个人影回荡在头脑中，分别所带来的痛让他无法入睡。然而他是旷达的，从古至今，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团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既然人间的离别是难免的，那就换一种态度吧。只要亲人能长久的存在，就来一起看着这美丽的月亮，共同来思念着心中的亲人吧。一句“千里共婵娟”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将整首词放置在一个与世隔绝的意境之中，让读者也能感受到尘世之外的那种意境。艺术，给人美的感受。这首词，作为苏轼诗案之前的一篇名作，让我感受到美的语言、美的画面、美的情感。这是一种唯美而旷达的风格，却依然能让我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每一次都是这样。然而，伟大的诗人都会有一些坎坷来增加他们的阅历，让他们的诗词有所改变。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他的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而在诗案之后，他的作品慢慢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来表现心中的豁达。在这转变的过程中，苏轼的另一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问世。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人生抑郁之时，来到赤壁矶看看风景，将心中的郁闷之情还给广阔的自然。一个豪放的词人站在壮阔的山水中，必然会有一番抒情。开篇第一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就将整首词的基调建立在壮阔的情景之上，让人为之一颤，让人想到他必将所见之景排遣内心积郁，求得心灵的慰藉和解脱。遥望古代诗人，我们发现，大凡他们处在逆境之中，必将会写出经典的诗词歌赋。苏轼也是这样，仕途不顺的他在赤壁合情合理的想到了三国的英雄，想到那个少年老成，年纪轻轻便有丰功伟业的周瑜，借赤壁附近雄奇壮阔的自然景象，缅怀和赞美了古代的英雄豪杰，表达了词人渴望为国效力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和壮志未酬的抑郁之情。然而最后几句却让人感到与之前的风格完全不符。回忆自己年轻时，想想自己的一声，突然有一种释然，一切的功名利禄都并不重要，人生如梦一样，不必刻意追求什么，不如放弃一切杂念，归隐自然，与江流月亮把酒言欢。豪迈之情寓于其中，那种在经历大落之后的感慨不是一般人能体会到的，而苏轼能用这样一种豪迈表现自己的释然，让人佩服。或许这就是他的性格，他的人生态度。这首词是苏轼词中最具有英雄气魄的代表作，也是北宋词坛上最引人注目的千古绝唱。当读完这首词的时候，让我们去仔细想想这首词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些什么？突然感觉到一种不知所措，我们甚至不能用语言来表达这首词带给我们的感受，只知道是一种豪迈、一种震撼。或许古典诗词的艺术就在于此，不必非要说出什么地方带给我们怎样的感受，更重要的是古典诗词带给我们心灵的愉悦和震撼。
李清照诗词风格的两面性 既雄浑大气而又不失委婉缠绵 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 不肯过江东 还有 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对比一下 还要结合诗人所处的年代以及社会背景家庭背景等等对于诗人的影响
“长庆体”之称始于宋人，是对唐代白居易、元稹诗的泛称，所指较为宽泛。清以后，其内涵所指逐渐确定下来，成了以《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为代表的那种叙事风情宛转、语言摇荡多姿、平仄转韵的七言长篇歌行之专名。 就写作时间而言，《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皆作于宪宗元和年间，而不是穆宗长庆 821—824 年间;所以“长庆体”不是由创作的时代而得名。白居易《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诗中有云 “制从长庆辞高古，诗到元和体变新。”作者在“制从”句下注云 “微之长庆初知制诰，文格高古，始变俗体，继者效之也。”白氏在为元稹所作《墓志铭并序》中亦云 “制诰，王言也。近代相沿，多失于巧俗。自公 指元稹 下笔，俗一变至于雅，三变至于典谟，时谓得人。”在“诗到”句下白氏则注云 “众谓元、白为千字律诗，或号元和格。”可见在白居易的笔下，与“长庆”年号相对应的是“制诰”，与“元和”年号相对应的才是“诗歌”。 “长庆体”之称，是缘于白居易、元稹的文集名。长庆四年十二月，元稹将白居易的诗文编定为五十卷，命名为《白氏长庆集》;元稹自己的文集，亦题名《元氏长庆集》。尽管“长庆”仅四年时间，在元、白的创作中只是很短的一个阶段，但是作者本人表示认同，《新唐书·艺文志》载录作“《白氏长庆集》七十五卷”、“《元氏长庆集》一百卷”。宋人目录流传于今者，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亦均作《白氏长庆集》、《元氏长庆集》。可知宋代时，元稹、白居易的诗文均以《长庆集》之名行世，当时人们也习惯于如此称呼他们的文集。由此可以推定，“长庆体”即元白体之别名。 南宋戴复古《望江南》词上阕曰 “壶山好，文字满胸中。诗律变成长庆体，歌词犹有稼轩风。最会说穷通 ”此段意谓 宋壶山 宋自逊，号壶山 的诗歌有元、白之体格，其词则有辛稼轩的风味。刘克庄《后村诗话》评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曰 “余谓此篇与《琵琶行》，一如壮士轩昂赴敌场，一如儿女恩怨相尔汝。杜有建安、黄初气骨，白未脱长庆体尔。”这里的“长庆体”，实际代指元、白风格。宋释智圆《读白乐天集》有云 “龌龊无识徒，鄙之元白体……须知百世下，自有知音者。所以《长庆集》，于今满朝野。”宋人所说的“长庆体”，实际就是“元白体”。 由于元白诗中有律体、有古体、有歌行，所以它们也曾经都被目为“长庆体”。《瀛奎律髓汇评》载纪昀评白居易七律《余杭形胜》曰 “此所谓长庆体也，学之易入浅滑。”这是七言律诗可以称为长庆体的例证。纪昀又评李商隐《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诗曰 “直作长庆体，接落平钝处，未脱元白习径。中间沉郁顿挫处，则元白不能为也。”这是歌行可以称为长庆体的例证。《四库全书总目·<石湖诗集>提要》在评宋代诗人范成大的五言古诗《西江有单鹄行》、《河豚叹》时，说它“杂长庆之体”。这是五言古诗亦可以称作长庆体的例证。在上述场合所说的“长庆体”，就是泛指白居易、元稹诗歌的体式与风格，而不论它们是古诗、是律诗、还是歌行，也不论它们是短制、还是长篇。 这种情况后来发生了变化，“长庆体”成为了叙事长篇七言歌行的专名。明末清初之际，著名诗人吴伟业以七言长篇歌行的体式，表现王朝兴废的历史巨变，抒写诗人内心深沉的创痛。作品如《永和宫词》、《圆圆曲》等，脍炙人口，被诗家视作“长庆体”。其实吴伟业在继承元、白传统的同时，也汲取、熔铸了其他诗人的歌行创作经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曰 “ 吴伟业 暮年萧瑟，论者以庾信方之。其中歌行一体，尤所擅长。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韵协宫商，感均顽艳，一时尤称绝调。”这是说吴伟业对于初唐四杰的歌行创作有所借鉴，从中汲取了营养。朱庭珍《筱园诗话》 卷二 评曰 “吴梅村祭酒诗……七古最有名于世，大半以《琵琶》、《长恨》之体裁，兼温、李之词藻风韵，故述词比事，浓艳哀婉，沁入肝脾。”这是说吴梅村对于李商隐、温庭筠诗歌浓艳的词藻与哀婉抒情的技巧，有所借鉴。从这一意义说，吴伟业不仅继承了“长庆体”的诗歌体式，而且丰富了“长庆体”的诗歌艺术，从而将这种诗体的艺术成就推向了高峰。 在唐代，“长庆体”的创作固然以白居易、元稹为标志，然而这种转韵的七言歌行体式在元、白之前实际早已存在。骆宾王、卢照邻、刘希夷、张若虚、王维、李白、杜甫、高适、崔颢等，都有这种转韵的七言歌行体诗。所以胡应麟《诗薮》评曰 “李、杜外，盛唐歌行无赡于此，而情致委婉，真切如见。后来《连昌》、《长恨》，皆此兆端。”白居易、元稹正是在初、盛唐众多诗人歌行创作成就的基础上，开创了“长庆体”。 作为长篇歌行的“长庆体”，在内外两方面均有着显明的特色。从诗歌体式上说，它是一种“半律半古”的诗体。它不像排律之不能换韵，必须遵照平仄的规定。又不像一般的七古追求古直，尽量避免律句。对比七排而言，它显得活泼灵动、摇曳多姿;对比七古而言，它显得青春俊秀、精丽雅致。诗语或属对、或散行，如同行云夷犹、流水宛转，跌宕回旋，无不如意。而用韵则平仄互换，更生发出一种特殊的音响效果。在内容上，它具有“诗体小说”的特征，多讲述具体的人生遭遇、或描述帝京宫苑的兴废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时空跨越之久远辽阔，内容之丰富繁杂为学人所共知，但孔子评之，则“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举重若轻，以简举繁，一言穷理，以少总多，将非常繁杂的文学现象浓缩为三言两语、一句话、一个词甚或一个字，话语不多，却一字千金、境界全出。这是中国古代文论思维及言说方式的重要特征之一——整体浓缩性。 古代文论思维方式的整体浓缩具体表现在文体论、作家作品论和时序论等方面。曹丕《典论·论文》首开文体论，用“雅、理、实、丽”四个字分别概括“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八类文体的艺术特质。陆机《文赋》直承《典论·论文》的言说方式，用并列词组形式描述10种文体的特质。刘勰的文体论，多一言以蔽之。如《文心雕龙·定式》：“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丽”。其中“典雅”、“清丽”、“明断”、“核要”、“弘深”、“巧丽”等是对相应文体的最精要的表达。在作家作品论中，古代文论也时常运用整体浓缩性的表述，虽为片言只语，却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精妙传神地把握住了作家作品的艺术神髓。试举数例以说明之。评阮籍、嵇康文学风格的异同，《文心雕龙·明诗》有“嵇志清峻，阮旨遥深”。一清峻，一遥深，勿须多言，读者对两位作家的人格魅力、作品风貌就心领神会。李、杜才学风格迥异，前人评述汗牛充栋，我们以为都不及严羽《沧浪诗话》的一句话：“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李杜双星，光照千古，着“飘逸”、“沉郁”而风神足俱，他言已显多余。郊岛并称，同为苦吟，苏轼《祭柳子玉文》有“郊寒岛瘦”，堪称妙评。如果说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一言以蔽之尚且不是太难，那么对一个时期、一个朝代的文风作高度浓缩性的表述则确非易事。古代批评家往往有俯瞰宇宙、弥纶百代的眼光和胸襟。他们以这种眼光和胸襟“统百代而论诗”（叶燮《原诗·内篇下》），雄视上下几千年，往往会有许多独到的体会和领悟。如“建安风骨”、“盛唐气象”，非常允当地抓住了一个时代的风神气貌，以至于后代文学史家言建安必言风骨，论盛唐必论气象，离开了风骨、气象似乎无话可说。《沧浪诗话》云“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理”和“意兴”都是极为精当的表述。后代论唐论宋有多少著述，表述不尽相同，但似乎都未能超出严沧浪的审美视角。作为一种思想方式，整体浓缩性渗透到中国文学的方方面面，可以说中国文论家们在表述整个文学流程时都尽力用浓缩精妙的语言。这是对文学的印象式的整体把握，妙在直入主题，把握住了对象特质的主要方面，而对其枝叶细末则去之不顾，即一言道破天机。古人所谓“立片言以居要”（《文赋》）、“简言以达旨”（《文心雕龙·征圣》）、“一言穷理”（《文心雕龙·物色》）等，都说明了这层意思。 古代文论整体浓缩性特征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从文化传承来说，中国文化善于以简治繁，举重若轻。世间万象，千变万化，其运转之规则理应纷繁复杂，中国的哲人却一言以蔽之“一阴一阳”。以阴、阳两字来统观世间万象，是何等高度浓缩的表达。这一思维方式直接启示了后代的文论表达。姚鼐提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受《周易》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复鲁絜非书》以阴、阳论文学，生动地说明古代文论思维方式的高度浓缩性特征。中国文论浓缩性特征还受文化经典的启示。在我们早期的典籍中，整体浓缩是一重要特征。《尚书·尧典》的“诗言志”，作为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朱自清《诗言志辨·序》），把诗歌广博丰赡的内容浓缩为一个“志”字。《老子》试图用“道”去把握天地人生，去领会世间万物。道家的整个思想也可以用一个“道”字来概括。儒家的经典《春秋》，内容上“微言大义”，语言上“一字褒贬”。对中国文论更具意义的是，《春秋》的这一特色被文论家们所关注并反复称引。《文心雕龙·宗经》说：“《春秋》辨理，一字见义。”儒道文化是古代文论思想智慧的基石，其思维方式是中国文论浓缩性特征的滥觞。后来的玄学主张“言不尽意”，禅宗主张“以心传心，不立文字，”虽有“重意轻言”之意，却从另一方面促使文论家们用最精要的语言去把握文学的真谛。 ，并且从一人之离合透视政治的弊端，从一地之兴废考察一代的盛衰，以寄寓故国之思、兴亡之感。从细微处落笔用墨，构思贴近常人，形象宛转，以小见大，在铺叙中表现深沉的时代与人生的重大主题，这是“长庆体”诗歌的显著特征，也是它的文学魅力之所在。 “长庆体”相对固定的题材类型有二 一是通过铺陈某一人的遭遇，以见朝廷政治的得失。有写帝王后妃的，有写歌女舞妓的，也有写平常百姓的，重要的是其生平经历皆足以折射一个时代的脉动。此类型由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开其端绪，晚唐韦庄有《秦妇吟》、吴伟业有《圆圆曲》、樊增祥有前后《彩云曲》等，都是这一类的作品。二是通过描写某一宫廷苑囿的变迁，以见国运的兴衰，从中寄托对于朝政的殷忧。此类型由元稹《连昌宫词》开其端绪，吴伟业《永和宫词》、王闿运《圆明园词》、王国维《颐和园词》等，都是这一类的作品。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参考资料：-07-0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