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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王卓华表示：“口语写作的初衷是为了让诗句入俗，但是入俗也并非全部口语化，并且口语化也还是不能脱离一定的格律。”王卓华表示，“很少关注新诗，因为感觉新诗已经走火入魔了。”王卓华在分析自己不关注当下诗歌的原因时说：“伴随着白话文运动，新诗从一产生就已经割裂了中国文学的传统，不仅脱离了民族性，还脱离了诗歌的传统，因此新诗从一产生就先天发育不足，而这种不足也有违诗歌自身的特征。”王卓华所理解的诗歌的特征至少有两个，“一个是音乐性，也就是诗歌在形式上的节奏美和韵律美。二是真性情，也就是思想上的真实性和个体性，脱离了这两个特征的诗歌，只能沦为断行式的无病呻吟。”因此，王卓华指出：“当下的诗人们不能仅仅学习西方，更应该回到传承古典传统，汲取传统精神上来。”记者采访时获悉，徐有富教授刚刚完成的一篇论文题目就是《与音乐结合——新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文章认为：“与音乐结合是新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现代歌词也是新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歌词都是诗，与音乐结合是我国诗体不断发展的动力所在。” 徐有富教授通过研究认为：“就中国诗歌发展史来看，诗与歌合则双赢，分则两伤。譬如宋词与元代散曲，由于大批优秀诗人与剧作家加入了创作队伍，拓宽了词曲的写作内容，提高了词曲的写作水平，因而使得词与散曲成了宋元两代具有标志性的诗歌体裁。而明清的民歌时调，由于没有多少诗人参加创作，虽然也有不少优秀作品，但是总的题材是狭窄的，写作水平也不高，因而不可能获得宋词元曲那么高的地位。”台湾师大国文系潘丽珠教授在学术论坛上的演讲就是《诗歌吟诵的时代意义与创意教学示例》，“如果说把音乐性作为诗歌的一个特征的话，那么吟诵诗歌就是把音乐性付诸实践。不管是创作还是教学，不管是诗歌理论还是诗歌精品，音乐性都是一个如影相随的法宝。”来自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学者刘顺文也指出：“诗歌现在已经很难界定，因为古典诗歌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评价标准作为参照系，而新诗基本上无章可循，现在不是谈论诗歌好坏的时候，因为有些文字到底是不是诗歌我们都还难以确定。”80后作家韩寒曾在自己的博客中“炮轰”当下诗歌界，引起了众多诗人的强烈不满。一位香港学者解释说：“引起诗人们强烈反应的原因是因为韩寒扯掉了诗人们的遮羞布，让长期以来边缘化生存的诗人们突然暴露在阳光之下。”另一位来自香港的中文学者干脆说：“新诗的发展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困境，我认为它有必要回归到师法传统的路子上来。”著名网络学者缠中说缠曾这样解释：五四以来，白话诗之所以走入死胡同，并不是白话本身的问题，而是诗人创作及表达方式上出了毛病。 
今天，对于一位经常上网的人来说，如果他不知道诗人“赵丽华”，以及与她相关的“梨花体”和“梨花教”，那么他肯定是落伍了。当“木子美”、“芙蓉姐姐”、“后舍男生”等等网络名人“俱往矣”的时候，诗人赵丽华被“无意”发现，并迅即成为探讨中国诗歌价值的“导火索”，引发了一场关于诗歌意义及创作前途的大论争，这种论争也从网络空间影响到现实世界。 “新诗的发展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困境，我认为它有必要回归到师法传统的路子上来。”10月16日，首届两岸三地人文社会科学论坛在南京大学落下帷幕，一位与会代表有所感触地告诉本报记者。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论坛的主题是“中国文学与文化的传统及变革”，本报记者结合近日沸沸扬扬的“赵丽华现象”对有关与会代表进行了访谈，试图从这一角度拨开中国诗歌发展的迷雾，厘清相关讨论误区，探讨诗歌的何去何从。 困境：新诗已经走火入魔？ 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徐有富教授表示：“尽管目前网络上对赵丽华诗歌褒贬不一，但是这至少说明了一点，就是大家还是非常关心中国新诗的命运与前途。” 他认为赵丽华的诗歌之所以在网上引起如此强烈反应的一个原因，就是“明显的口语化写作”，“而这一问题历来争论不断”。他举例说诗人艾青在1939年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诗的散文美》，其中提到有位工人在墙上写了一个通知：“安明！你记着那车子！”艾青认为“这是美的，而写这个通知的也该是天才的诗人。”可是艾青到了1980年出版《诗论》的时候，“把这句话改为‘这是美的，而写这通知的应是有着诗人的秉赋’。” 徐教授分析说：“前后形容词的变化，也说明了艾青先生对口语化写作的态度的转化。大诗人况且如此，何况一般网民呢？如果正常评价的话，还是对诗歌的前进有推动作用。但是，如果像有个叫陈修元的说什么‘她是不甘寂寞故意哗众取宠，这和在大街上撒尿以引起别人的关注是一个道理’，就不太合适了！” 他进一步指出：“尽管唐代诗歌中也有‘床前明月光’，‘飞流直下三千尺’之类的大白话诗句，但是这真的就是大白话吗？孤立地看这几句诗是大白话，将它们放在整首诗歌来看，就不是大白话。哪有一个大白话非得七个字一句或五个字一句，押韵、平仄都搭配呢？许多诗句表面看来是大白话，实际上都是经过加工的，而经过加工的具有鲜明节奏的非自然语言，才是诗歌语言区别于其他如小说等文学作品的最大特点，由此角度看，即使晋代傅玄的三言‘雷隐隐，感妾心。倾耳听，非车音。’也不能说是大白话。” 另外，徐有富教授也反映说，“部分网站上的调查问卷设计的有问题，那些选项本身就存在误导的嫌疑，网民只能在前提错误的逻辑条件下进行回答，而由此得出的结论也必定不能正确表现问题。”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王卓华对徐教授的观点表示充分肯定：“口语写作的初衷是为了让诗句入俗，但是入俗也并非全部口语化，并且口语化也还是不能脱离一定的格律。”王卓华表示，“很少关注新诗，因为感觉新诗已经走火入魔了。” 突围：以音乐性拯救诗歌？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王卓华在分析自己不关注当下诗歌的原因时说：“伴随着白话文运动，新诗从一产生就已经割裂了中国文学的传统，不仅脱离了民族性，还脱离了诗歌的传统，因此新诗从一产生就先天发育不足，而这种不足也有违诗歌自身的特征。” 王卓华所理解的诗歌的特征至少有两个，“一个是音乐性，也就是诗歌在形式上的节奏美和韵律美。二是真性情，也就是思想上的真实性和个体性，脱离了这两个特征的诗歌，只能沦为断行式的无病呻吟。” 因此，王卓华指出：“当下的诗人们不能仅仅学习西方，更应该回到传承古典传统，汲取传统精神上来。” 记者采访时获悉，徐有富教授刚刚完成的一篇论文题目就是《与音乐结合——新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文章认为：“与音乐结合是新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现代歌词也是新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歌词都是诗，与音乐结合是我国诗体不断发展的动力所在。” 徐有富教授通过研究认为：“就中国诗歌发展史来看，诗与歌合则双赢，分则两伤。譬如宋词与元代散曲，由于大批优秀诗人与剧作家加入了创作队伍，拓宽了词曲的写作内容，提高了词曲的写作水平，因而使得词与散曲成了宋元两代具有标志性的诗歌体裁。而明清的民歌时调，由于没有多少诗人参加创作，虽然也有不少优秀作品，但是总的题材是狭窄的，写作水平也不高，因而不可能获得宋词元曲那么高的地位。” 台湾师大国文系潘丽珠教授在学术论坛上的演讲就是《诗歌吟诵的时代意义与创意教学示例》，“如果说把音乐性作为诗歌的一个特征的话，那么吟诵诗歌就是把音乐性付诸实践。不管是创作还是教学，不管是诗歌理论还是诗歌精品，音乐性都是一个如影相随的法宝。” 来自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学者刘顺文也指出：“诗歌现在已经很难界定，因为古典诗歌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评价标准作为参照系，而新诗基本上无章可循，现在不是谈论诗歌好坏的时候，因为有些文字到底是不是诗歌我们都还难以确定。” 80后作家韩寒曾在自己的博客中“炮轰”当下诗歌界，引起了众多诗人的强烈不满。一位香港学者解释说：“引起诗人们强烈反应的原因是因为韩寒扯掉了诗人们的遮羞布，让长期以来边缘化生存的诗人们突然暴露在阳光之下。” 另一位来自香港的中文学者干脆说：“新诗的发展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困境，我认为它有必要回归到师法传统的路子上来。” 前途：应该反思的到底是谁？ 南京大学中文系傅元峰博士平素也写诗歌，并且他对诗歌的发展一直比较关注。本报记者就赵丽华现象对他进行采访时，他直言：“这已经不再是一个诗歌现象了，而是一个网络现象，一个文化现象。” 他认为“所谓的‘梨花体’只是赵丽华很少一部分的作品，而真正代表赵丽华水平的并不是这些所谓的‘梨花体’，并且赵丽华也不能代表中国当下的诗歌创作水平。” 傅元峰博士指出，近段时期出现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现象，比如说诗歌软件的出现，北京诗人也夫进铁笼中体验生活，莫小新教授裸体授课等等，“表明了整个时代浮躁的态势，这种浮躁态势下，诗歌遭遇恶搞，并非偶然。” 网络上到处可以看到网友们模仿“梨花体”的作品，对此，傅元峰博士指出：“平民化、大众化和普及化对诗歌所产生的影响，都对诗歌起不到积极影响，并且还可能有损诗歌的审美思想。文化专制的时代，时代被利用为宣传工具；文化浮躁的时代，诗歌被利用为恶搞对象。” “我认为在这场争论中，谈论诗歌的意义与前途毫无疑义。”傅元峰博士认为“被网友恶搞的作品是赵丽华的实验性写作中比较失败的作品，但是这些作品被迅速放大，让赵丽华和‘梨花体’成为攻击的靶子，真正值得研究的倒是网友集体表现出来的集体无意识心理。” 结合以前的“网络暴力”现象，傅元峰博士把它的产生归结为“瞬时性、跟风性与偶然性情绪的宣泄”。“而这种缺少独立思考、缺少冷静意识、缺少平民情怀的网络暴力，一起打开了文化情绪的闸门。” 傅元峰博士还引申开来，说“前段日子比较出名的三部电影《英雄》《无极》《夜宴》，都已经在接近80后的文化范例，他们是想象中的影像，并不具备现实的品质。以及江苏作家叶兆言、苏童等人在尝试的重述神话写作，也预示着他们进入了现实品质流失的过程之中。” “所有的文化人和作家都漂浮起来时，只剩下病态虚弱的想象力，陷入了没有现实意识和问题意识的境地。”傅博士担忧地说。 就赵丽华事件而言，傅元峰直言不讳：“需要反思的不是赵丽华和当代诗歌，而是盲目参与的网民们的集体无意识，这就是我们时代的文化浮躁病。
学术论文是指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或预测性上具有的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新见解和知识的科学记录。(也就是在新的课题研究成果、创新、见解的一种记录)其显著性的特点包括： 科学性 创造性 理论性 平易性科学性主要是指：作者必须在理论上不得带有个人好恶的偏见，不得主观臆造，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从中引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创造性主要是指：科学研究是对新知识的探求。创造性是科学研究的生命。学术论文的创造性在于作者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能提出新的观点、新的理论。理论性主要是指：学术论文在形式上是属于议论文的，但它与一般议论文不同，它必须是有自己的理论系统的，不能只是材料的罗列，应对大量的事实、材料进行分析、研究，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一般来说，学术论文具有论证色彩，或具有论辩色彩。平易性主要是指：指的是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述科学道理，不仅要做到文从字顺，而且要准确、鲜明、和谐、力求生动。学术论文的格式：标准格式：标题(20字以内) ->作者->工作单位(院系处室)->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作者简介(100字内)->联系方式(电话)；（详情见例文）登录 华腾期刊网 了解详情
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 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以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为依托。古典文献研究所成立于1983年，是教育部在全国条件较好的大学批准成立的第一批古籍研究机构之一。本专业以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典籍、弘扬传统文化为宗旨。 本专业远绍黄侃、胡小石、汪辟疆等大家所开创的南京大学中文系传统文史研究的朴实雄厚之学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首任所长程千帆先生、现任所长周勋初先生和唐代文史研究名家卞孝萱先生的带领下，经过一批中青年学者的努力，在古典文献的整理、考订和理论阐发诸方面，形成了谨严踏实的学风，将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赋予传统的古典文献研究以现代学术的品质。本专业在继承谨严求实的学风同时，又不断开拓发展的空间，如将古典文献研究与现代技术相结合进行古籍整理与研究，如加强海外汉学文献与域外汉文学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 本专业现有教师10人，其中教授6人，副教授2人。1985年该专业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1999年该专业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现有博士研究生导师4人，硕士研究生导师9人。目前该专业已培养硕士研究生21人，在读硕士研究生20人，培养博士生3人，在读博士生10人。本专业现任带头人为程章灿教授。 本专业与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密切协作，承担了一批大型古籍整理与研究项目，如程千帆先生主持的《中华大典·文学典》已出版，其中有卞先生负责的《隋唐五代文学分典》；程先生主编的《全清词》顺康卷二十册也在南大百年校庆前面世；周先生主编的《唐人轶事汇编》荣获全国古籍整理一等奖，以上几项重大成果，在学术界影响很大。 本专业原学科带头人周勋初先生治学出入文史，视野开阔，所撰七卷本《周勋初文集》在新时期的传统文史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博士生导师徐有富教授对文献学的基本理论进行了系统研究，与程千帆先生共同完成古委会的重点科研项目《校雠广义》，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获，另撰有《郑樵评传》、《治学方法与论文写作》，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博士生导师蒋广学教授于晚清学术史研究多有建树，有专著《梁启超和中国古代学术的终结》行世，《梁启超评传》即将完稿；博士生导师程章灿教授在魏晋南北朝、唐宋文学研究方面深有心得，有《魏晋南北朝赋史》《刘克庄年谱》《世家大族与六朝文学》等专著出版，于石刻文献亦研究多年，已有《石学论丛》出版，并在古典文献学专业逐步形成石刻文献资料中心和研究中心，目前正在进行《魏理与二十世纪英国汉学》研究；博士生导师曹虹教授在中国散文史和佛藏文献研究方面齐驱并进，撰有《阳湖文派研究》和一批重要论文刊行，新著有《慧远评传》，目前正在进行域外汉文学研究。此外，严杰教授在唐宋文学文献研究方面有《欧阳修年谱》《白居易集校正》等成果；武秀成教授在《旧唐书》研究方面有潜心多年的专著《旧唐书辨证》，另有《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陈振孙评传》等书；姚松副教授在《册府元龟》整理和中国文化史研究方面多有心得；赵益副教授在道藏文献研究方面有《六朝道教与文学》，又及有《丘处机》、《王霸义利：北宋王安石变法批判》二书；徐雁平副教授撰有《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为中心》一书。 本专业已出版“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专刊”二十余种，出版《古典文献研究》集刊六辑，在学界均有很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