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是一种性取向，具有同性恋性取向的人主要倾向于或者持续地对社会中与自己性别相同的成员产生爱慕、爱情或性欲。同时，同性恋作为一种身分认同和社会标签，被同性恋者本身，或者社会其他成员广泛使用。同性恋有时候也可以用来描述同性性行为，即同性成员间发生的性行为，而不管参与者的自我认同的性取向如何。同性恋，连同双性恋和异性恋，一起构成了异性恋-同性恋连续性谱的三大主要部分。同性恋的人数很难以精确计算，但是很多研究表明同性恋所占人口的比例为2-7%。历史上曾有过接受同性恋和压制同性恋的时期。而最近几十年的发展趋势，则是倾向于增加同性恋的透明度，认同度以及为同性恋提供平等的法律权利，包括婚姻、领养、医疗保健等等。 可是，社会上也有团体反对性倾向条例，认为这等条例会导致逆向歧视。在关于什么因素决定一个人的性取向问题上存有很多争议（特别是关于环境和基因方面的争议）：究竟性取向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是不可变的还是可选择的？有些人认为同性恋是一个学习行为，但也有人认为，如果同性恋是一种学习行为的话，应该可以通过让同性恋者学习异性恋者的性觉醒、性刺激和性行为来改变同性恋取向，但是这事实上是很困难的。他们声称一定有一种先天的因素使得大部分人们对异性产生性欲，这些因素也在同性恋者身上体现，只是同性恋是其中非典型的例子。一些科学研究显示，通过对同性恋者的大脑解剖，发现同性恋男性的大脑与异性恋女性的大脑有相似的地方，而与异性恋男性的大脑有区别。其他的发现包括同性恋男性的手指印与异性恋女性的相类似，如果一个胎儿的手指印在16周形成。这表示同性恋可能是由基因决定的。对同卵双胞胎的研究表示，如果其中一个双胞胎是同性恋者，则另一个是同性恋者的比率增加50%。科学对同性恋的研究还很初步，而每一个新的发现都改变着科学观察同性恋的方式。有些研究指出，性取向是可改变的，性态度是受到环境和外界影响，例如幼年成长过程、家庭背景、性格、气质、同侪的压力、性侵犯及同性间的性经验。一些宗教组织相信同性恋是一种选择，并为同性恋者提供转化疗法（conversion therapies）来改变他们的性取向。但是这些疗法受到医学界和科学界的批评，因为它们带来的压抑感有时会导致治疗者自杀，或自卑感。美国精神学学会已经于1997年通过决议，表示从事这种疗法的医生将被认为是缺乏职业道德的。可是，有多位美国精神病学会会员的精神医学博士联署了一封反对美国精神病学会的结论。并指出： 学会认为改变性倾向治疗是无效的不单是错误的结论并且是一种误导，因为有许多精神分析报告支持治疗是有效果的。 他们指这种治疗“具伤害性”的声明也是完全错误的。 假如个人没有获得适当帮助、咨询，而违反个人意愿下作同性恋者，这对他个人而言是“具伤害性”的。 对于学会指改变性倾向治疗带来的负面报道会剥夺了精神科医生执业的自由。 此自由是受美国宪法所保障的。但是，一些美国心理学会、美国精神病学会及其他心理学会前任主席皆批评美国心理学会受政治压力而作出不正确决定。 1985年美国心理学会主席 Robert Perloff 就批评美国心理学会一面倒的支持同性恋的主张： 现有的研究并未全面，若同性恋当事人真的想改变性倾向，应该首先尊重和聆听他们的意愿，美国心理学会的主张将会阻碍未来有关的研究。有些同性恋辅导组织却指出，同性恋的生活并非不可改变。 经改变性倾向的辅导后，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有些男同性恋者经辅导后还结婚，与异性配偶过着婚姻生活。通常在异性恋的人群中，有一些会对同性产生某种程度或者临时性的好感，相反的，很多把自己认同为同性恋的人，或倾向于同性性行为和维持同性性关系的人，也同时维持着与异性的性行为或维持长期的异性恋关系。这些维持着同性性行为的异性恋实践者通常被认为是“躲在橱柜”里的人群的一部分，或是那些隐藏自己的同性性取向的人，这个群体的数量会随着社会对同性恋者宽容程度的提高而减少。有一些研究，特别是金赛在他的《男性性行为》（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1948年）和《女性性行为》（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Female，1953年）中提到的实验，金赛的试验要求受访者在一个由绝对同性恋到绝对异性恋连续变化的性取向谱中评估自己的性取向，然后对受访者的自我评估结果以及受访者的行为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后，金赛认为大部分人显示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双性恋者。很多人都会同时被双性所吸引，虽然通常他们更偏好于某一种性别，金赛以及他的同事据此认为，只有很少的人群（5-10%）是绝对的同性恋或异性恋。此外，如果将双性恋定义为对一种性别的偏好并不比对另一种性别的偏好更强烈，则更少的人是完全的双性恋，虽然后来的研究暗示出金赛的研究可能夸大了人群中双性恋的发生率，但是他连续性谱的概念却被广泛的接受。总体来说，与同自己性别相同的人产生同性性行为，就其本身来说，并不必然的被认为是同性恋倾向，而仅是同性性行为。并不是所有受同性吸引或维持同性性关系的人都认为他们自己是同性恋者，或双性恋者，一些经常发生同性性行为的人仍然认为他们是异性恋者。因此，区分同性性行为、同性性吸引和同性恋自我认同是很重要的，它们并不一定是一致的。例如，在监狱中，或其它性别隔离的环境中，可能会引起异性恋者参与到境遇性性行为，虽然他们在外面的环境中是异性恋者。有些人从事同性性行为并不是基于其性取向或者性渴望，比如男妓，他们有时是年轻的异性恋男性，但是他们却通过与男人性交赚钱。有些研究酷儿理论（Queer theory）的学者，最著名的是法国的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虽然有人认为他的关于这方面的见解被后来的学者曲解了）对现代诸如“同性恋”、“异性恋”或“双性恋”的性别定义进行反驳，认为他们不是任何存在客体，而是社会结构，即所谓的社会建构主义，这个观点被称为酷儿理论。一个经常争论的焦点是在现代社会以前的同性恋和现代社会的同性恋是不同的（现代社会中的同性恋更多由平等观念所建构，而之前的同性恋则由时代、性别以及社会阶层所建构），批评家争论说，虽然不同时代的同性恋者有不同的特征，但是潜藏的现象一直存在，它不是我们现代社会的产物，同时，尽管同性恋的表现方式与社会结构紧密相连，但它的特质却总是稳定的、持久的。当人们开始关注，特别是在消极意义上关注性欲望或性行为的时候，性取向的成因这个问题就自然得被提出，性取向的成因目前还没有定论，一般都认为性取向可能是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而不是由单一因素决定的。而苏珊•布莱克摩尔（Susan Blackmore）则认为性倾向及其行为是有基因决定的，一种观点认为大部分有同性恋基因的人因为社会压力而过着“异性恋”的生活，与异性结婚并繁衍后代，按照这种观点，在进入资讯时代以后，认为同性恋下流低劣的人数会减少，因为人们会解决到更多的同性恋议题并逐渐接受这种现象和群体，进而，那些携带同性恋基因的人也就不会按照异性恋的生活方式来安排自己的生活，生育的现象在同性恋群体中将会减少。西蒙•列维（Simon LeVay）关于同性恋男尸下丘脑的研究和Marc Breedloves关于生者的出生顺序以及手指长度比例研究，都显示出出生前荷尔蒙对性取向决定问题上所产生的影响，前者指出男性同性恋者的女性化趋势，后者则指出同性恋者，不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有男性化的趋势。也有些研究指出，性取向是可改变的，性态度是受到环境和外界影响，例如幼年成长过程、家庭背景、性格、气质、同侪的压力、性侵犯及同性间的性经验。2001年 Robert Spitzer 博士提到有些同性恋者希望改变性倾向是有不同的原因的，其中包括：81%感到同性恋的生活不能令他们真正得到情感上的满足； 79%觉得同性恋生活与宗教信仰或自己的价值观有冲突； 35%女士及67%男士渴望结婚或保持现有婚姻（指异性婚姻）。 所以，Robert Spitzer 博士认为性倾向可以改变的事实肯定了后天因素是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性倾向。作为主要文化传播模式的“模仿”也可以用来解决与性倾向有关的一些行为，当异性恋或同性恋现象通过电视或其他大众媒体展示在大众面前，将会促进对性倾向的深入研究或出现模仿异性恋或同性恋行为的可能趋势。通常认为同性性关系在古希腊是很普遍的，但是KJ多佛（KJ Dover）指出，这样的关系并没有取代男女间的婚姻，而是发生在之前或一起，一个成年男子会有一个未成年男子同伴，他会成为“爱者”（erastes），而较年轻的成为“被爱者”（eromenos），在这种关系中，被爱者感到渴望被认为是不适宜的，因为他还没有男子气概，受到欲望和尊敬的驱使，爱者会无私地奉献所有被爱者要求的用于繁荣社会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