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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认为菜肴是充饥的，所以专吃大块肉、整块鸡等“硬菜”。而中国的菜肴是“吃味”的，所以中国烹调在用料上也显出极大的随意性：许多西方人视为弃物的东西，在中国都是极好的原料，外国厨师无法处理的东西，一到中国厨师手里，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足见中国饮食在用料方面的随意性之广博。据西方的植物学者的调查，中国人吃的菜蔬有600多种，比西方多六倍。实际上，在中国人的菜肴里，素菜是平常食品，荤菜只有在节假日或生活水平较高时，才进入平常的饮食结构，所以自古便有“菜食”之说，菜食在平常的饮食结构中占主导地位。中国人的以植物为主菜，与佛教徒的鼓吹有着千缕万丝的联系。他们视动物为“生灵”，而植物则“无灵”，所以，主张素食主义。西方人在介绍自己国家的饮食特点时，觉得比中国更重视营养的合理搭配，有较为发达的食品工业，如罐头、快餐等，虽口味千篇一律，但节省时间，且营养良好，故他们国家的人身体普遍比中国人健壮：高个、长腿、宽大的肩、发达的肌肉；而中国人则显得身材瘦小、肩窄腿短、色黄质弱。有人根据中西方饮食对象的明显差异这一特点，把中国人称为植物性格，西方人称为动物性格。中西方的饮食方式有很大不同，这种差异对民族性格也有影响。在中国，任何一个宴席，不管是什么目的，都只会有一种形式，就是大家团团围坐，共享一席。筵席要用圆桌，这就从形式上造成了一种团结、礼貌、共趣的气氛。美味佳肴放在一桌人的中心，它既是一桌人欣赏、品尝的对象，又是一桌人感情交流的媒介物。人们相互敬酒、相互让菜、劝菜，在美好的事物面前，体现了人们之间相互尊重、礼让的美德。虽然从卫生的角度看，这种饮食方式有明显的不足之处，但它符合我们民族“大团圆”的普遍心态，反映了中国古典哲学中“和”这个范畴对后代思想的影响，便于集体的情感交流，因而至今难以改革。西式饮宴上，食品和酒尽管非常重要，但实际上那是作为陪衬。宴会的核心在于交谊，通过与邻座客人之间的交谈，达到交谊的目的。如果将宴会的交谊性与舞蹈相类比，那么可以说，中式宴席好比是集体舞，而西式宴会好比是男女的交谊舞。由此可见，中式宴会和西式宴会交谊的目的都很明显，只不过中式宴会更多地体现在全席的交谊，而西式宴会多体现于相邻宾客之间的交谊。与中国饮食方式的差异更为明显的是西方流行的自助餐。此法是：将所有食物一一陈列出来，大家各取所需，不必固定在位子上吃，走动自由，这种方式便于个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不必将所有的话摆在桌面上，也表现了西方人对个性、对自我的尊重。但各吃各的，互不相扰，缺少了一些中国人聊欢共乐的情调。所以，归根结底还是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似乎在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变的模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以不再只注重菜的色、香、味，而更注重它的卫生与营养了。尤其是在经历了非典以后。还有，人们因为越来越繁忙的工作，觉得中餐做起来太麻烦，不如来个汉堡方便等。这样一来在饮食上差异也就不太分明了。 
中国主要是以老子庄子的哲学为发展基础，而西方是以黑格尔的哲学为起源。
中西方哲学思维方式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为中西方的观念 可是想就是不一样的
(一)思维方式上方面，西方人注重思辨、理性、分析、实证，剖析整体再加以综合;中国人注重直观、整体、经验。在西方哲人看来，只有思辨性的东西才是最真实、最完善、最美好的。从古希腊时代起，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们都把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方式作为认识和把握事物真理的最基本手段，并把“分析学”或“逻辑学”视为一切科学的工具。这种思维方式，推动了西方科学的发展。 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不是通过归纳推理，演绎推导，而是基于事实，凭借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加以识别、理解和进行整体判断。与直观的思维方式相联系，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方式是“体知”而不是“认知”。老子首创了“体道”说。“体道”，就是以心灵体验的方式去把握宇宙的根本之道。儒家是把认识的对象作为人类自我意识外化的伦理情感的整体来体验的，从中寻找对主体伦理、价值规范的印证。 (二)价值取向方面，西方人注重以自我为中心，重个人、重竞争;中国人注重群体、社会、和谐。西方人的价值观认为，个人是人类社会的基点。每个人的生存方式及生存质量都取决于自己的能力，有个人才有社会整体。因此，不习惯关心他人，帮助他人，不过问他人的事，甚至把主动帮助别人或接受别人的帮助看作是令人难堪的事，以为接受别人的帮助是证明自己无能，而主动帮助别人会被认为是干涉别人私事。他们提倡每个人应表现出自己的个性，越是表现出自我个性，越能体现人生的价值。因此，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意识很强，靠竞争来取得自己的利益，实现自己的价值。 中国古代一般把“竞”、“争”当作不好的事情，而提倡“忍”、“让”，缺少对公平竞争的尊重和向往。儒家学说强调的是“长幼尊卑”的等级秩序，道家学说强调的是“无为、不争、若水、争雌”，儒道互补，再加上皇权的愚昧与残酷，中国人的思想意识里比较缺少“竞争”的观念。中国人的价值观，强调群体意识，社会意识，个人利益应当服从社会整体利益，只有整个社会得到发展，个人才能得到最大利益。中国文化推崇一种高尚的、无私奉献的情操。主动关心别人，给人以关怀是一种美德。但是个人竞争意识、拼搏意识不强，存在依赖性。 (三)伦理道德方面，西方人注重个人放任，创新发展，张扬荣誉;中国人注重谦虚谨慎，不偏不倚。西方人崇尚个人奋斗，尤其为个人取得成就而自豪，从不掩饰自己的自信心、荣誉感和获得成就后的狂喜;西方文化鼓励个人开拓创新，做一番前人未做过的，杰出超凡的事业;西方人的家庭观念比较淡漠。子女一旦结婚，经济上必须独立，父母不再有义务资助子女。这种做法给青年人提供了最大限度的自由，培养其独立生活的能力，但亲属关系比较疏远。 中国文化在个人取得成就时，不主张炫耀个人荣誉，而是提倡谦虚谨慎，反对“王婆卖瓜”。这种谦虚在西方人看来，不仅否定了自己，还否定了赞扬者的鉴赏力，在资本主义市场竞争中是行不通的。在人际关系上，中国传统的文化则要求人们不偏不倚，走中庸之道，维护现状，保持和谐。对待家庭，喜欢大家团聚，老人帮助照看儿孙，以备养老送终。虽然密切了亲情关系，但这种生活方式，不利于青年人独立能力的养成。 (四)行为规范方面，西方人“重利”、“重法”，中国人“重义”、“重情”。西方社会由于强调以个人权利为基准，以追求私利为目标，因此不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情义。只有依靠法律才能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法律既可以保护个人的权利，也可以制裁侵犯人权的行为，因此，西方国家法治的发展是与人的权利价值观有密切关系的。
东方整体性思维方式与西方分析性思维方式的对峙刚开始指导学生用中文撰写毕业论文时，常为某些学生论题范围过大、论证过于笼统、层次及分类不明晰等特点而困惑，虽经指出，但少有改观，诸如《处于社会转轨变型期的xxxx》，《试论xx 学和管理科学的关系》等题目仍屡见不鲜。但如果换一个角度考察，又觉得这与东方传统的整体性思维、区别于西方侧重分析性的思维有关。西方思维方式是以分析性、解析性为主要特征的。分析是一种把事物或对象分解为具体而细 微的部分而加以考察的方法，它在观察、认识、总结对象世界的过程中确实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按照这种方式撰写英文论文，就会形成一系列精密细致、循序渐进的程序。例如，外国教师指导中国学生写英文论文，不仅要求他们分析论题中的各个问题之间的联系、产生原因、解决办法等，还要求他们分析:论题中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它清晰可认辨吗?为什么说它是个问题?对谁或什么来说是个问题?问题各方面的相关性如何?这问题在时空上的界限又是什么?而以中国古代传统思维为代表的东方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综合性的特征。古代中国的逻辑系统与古希腊的逻辑系统实际上代表着不同的逻辑类型和方向，东方整体性、综合性的思维方式，并非没有逻辑，而是并不局限于概念、判断、推理这三种基本的逻辑手段，来对应于理性思维的全部和整体的逻辑思维。长期浸润于东方思维方式中的学生，往往不习惯西方条分缕析的方法，不善于把相关问题逐层逐层地分析，而只是在总体上或几个方面综合起来进行论述，这样的论证往往给人以不够深人、较为肤浅的感觉;有的学生甚至好把论文当作散文、随笔来写。当然，如果深得东方思维的堂奥，还是能把硕士论文写得有声有色的，也是能把问题说清楚、说透彻的，可惜对初学作论文的学生来说，要做到这点却不容易，于是人们往往把技巧上的原因归咎于思维方式。
主要是以什么为中心的思维区别，体现在生活、工作和学习上。中西方的叫法源于早期的地球地域划分，后期慢慢进化为指国家及社会的主流文化区别，因为西方的国家曾经发现及殖民过很多地域，包括属于南半球的澳洲、新西兰，美洲的美国、加拿大，非洲的部分地区，包括国内的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其实都是偏向西方文化的。中方则指中国上下五千年（其实就是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及主流价值观。但新中国后，中方一般指党领导下的社会及主流思想、价值观等。中西方思维差异的一些简单的区别如下：西方一般偏向于个人自由主义，以个人及家庭作为中心，去建立一切相关的事物及努力的方向。如笔者一些西方的大学同学，典型的以个人为中心思想，他们会觉得，如果我创造了10块钱的财富，统治阶层要拿走2块钱，那我就有权利监督统治阶层怎么用我这两块钱（所以他们的政府被迫要公开年度财政报告，怎么花钱的）。而中方思维更偏向于大局为重，以领导人为中心，勤劳动、爱奉献，很少会跟集体计较。这就是以国和党为思维中心点、个人得失放后面的特点。如果我们创造了10元的财富，被政府拿走8元，剩下两元才是自己花的（国有经济），我相信大部分人不会像西方的同学那么想事情，而且大家也乐于去评击自己居然留下3元的人（非公有制）。还有一些同学会把个人发展与家庭幸福度挂在嘴边，如西方某大学同学说，他人生有三个目标，一是读完要读的书学到要学的知识，最好有其它国家学习经历。二是成就自己喜爱的事业的发展高度，换多少个机构不是重点。三是有个喜欢的人好好过一辈子。这里的中心点是“我”“我想”“我要”，很明确。虽然听起来很平凡的三个目标，但其实和中方的思想已经截然不一样了。中方一般思想是：一，读不读书是次要的，赚钱是首位。学校停办停考也无所谓，劳动就能致富。国外读书和国内读书的区别是有没有炫富的必要，国外读完回来的很多人连学费都赚不回来，就是想贴个金有面子，很多学历高的还不如有钱的人社会地位高。（这里的中心点是围绕“生存”，其实与追求知识本是两件事，拉到一起讨论其实是因为时间成本投入的观念区别）二，事业不事业的衡量标准就是看在机构混到什么位置，或者在社会上赚到多少钱。在一个机构坐好的千万不要乱动，一动位置就被抢了。一辈子多数人就希望在一个机构里去到一定的位置等退休。（这里的中心点是“机构里的位置”，属于人围着机构转，而不是围着事业发展转，机构位置（而不是行业水平）等于事业高度是大部分老一辈的思维）某个程度来说，关于事业上的思维区别，中方确实受到曾经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大锅饭”工作模式影响较多（一辈子围着那只锅转），所以新时代的任务不轻。三，爱不爱情是次要，有没有面包吃才是关键。喜不喜欢是盲目的，门当户对才是评论标准。（从西方同学的“我想”到中方的集体主义情结“别人怎么看”，中心点从个人需求改变为集体看法。） 所以，按笔者这种中西合璧的人，典型属于西方的行为惯性却流着中方的血脉，真正的混血儿。但事实是任何人都要尊重及跟随工作、生活所在地的文化、思维方式去入流的，反之则互不适合了。就像笔者和女友，其实在事业发展程度上有巨大落差（笔者算年少成名的类型），人生轨迹也有天壤之别（笔者很小就周游列国，事业更是不断与新环境有合作），按集体的看法是不适合的，但笔者一句我真的喜欢，结果集体也慢慢地跟着尊重起来（事在人为），现在爱情生活幸福感满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