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ady东
我国地域辽阔，天气变化万千，洪水、飓风、龙卷风、地震等不可抗性灾难频发，此次汶川特大地震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巨大的伤害。近50年来，我国每年由地震、地质、旱涝、海洋、疫病等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自然灾害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全的重要因素，依靠科技进步，提高我国防灾减灾的综合能力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我国防灾减灾科技应用与建设的现状 我国目前已建立起了较为完善、广为覆盖的气象、海洋、地震、水文、森林火灾和病虫害等地面监测和观测网，建立了气象卫星、海洋卫星、陆地卫星系列，并正在建设减灾小卫星星座系统。在气象监测预报方面，建成了较先进的由地面气象观测站、太空站、各类天气雷达及气象卫星组成的大气探测系统，建立了气象卫星资料接收处理系统、现代化的气象通信系统和中期数值预报业务系统。全国已形成了由国家、区域、省、地、县五级分工合理、有机结合、逐级指导的基本气象信息加工分析预测体系。为了监测江河洪水，国家组建了由数目众多的水文站、水位站、雨量站等组成的水文监测网，建立了七大江河地区洪涝灾害易发区警戒水域遥感数据库，将遥感技术在“八五”期间应用于洪灾监测。大江大河防汛抗旱工程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有些领域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另外，利用现代科技积极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工作，如农区人工增雨、人工防雹、滴灌工程等，这些技术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对防灾减灾发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地震监测和抗震方面，组建了400多个地震观测台站，“十五”期间进行了数字化改造，由48个国家级数字测震台站组成的国家数字测震台网和由300多个区域数字测震台站组成的20个区域数字测震台网以及若干个流动数字测震台网、数字强震台网构成了中国数字测震系统，建立了大震警报系统和地震前兆观测系统，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监测预报系统，编制了全国地震烈度区划图和震害预测图，确定了52个城市作为国家重点防震城市，对全国地震烈度6度以上地区的工程建筑，实施综合性震害防御，对城市和大中型工矿企业的新建工程进行了抗震设防，完成了多条铁路干线、主要输油管线和多座骨干电厂、大型炼油厂，一批重点骨干钢铁企业和超大型乙烯工程以及大型水库的抗震加固。在地质灾害防治方面，加强了对滑坡、泥石流、崩塌以及地面沉降、地面塌陷、地裂等地质灾害的勘查防治工作，采取了包括工程防御体系、生物水保防御体系、管理防护体系，社会管理体系和预测及报警体系在内的综合防御体系，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同时把生态建设与防灾减灾相结合，实施封山育林、退耕还林、退田还湖、退田还草和修建水利工程等一系列措施，极大地防止和减轻了地质灾害的危害和损失。全国已建立了25片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实施了七大流域水土保持工程，在一万多条水土流失严重的小流域，开展了山水田林综合治理。先后确立了包括“三北”防护林、长江中上游防护林、沿海防护林、平原农田防护林、淮河太湖流域防护林、珠江流域防护林、辽河流域防护林、黄河中游防护林和太行山绿化工程、防治沙漠化工程的十大林业生态工程。此外，还发射了“资源一号”、“资源二号”卫星，广泛应用于资源勘查、防灾减灾、地质灾害监测和科学试验等领域。 二、我国防灾减灾科技应用与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管理缺乏综合协调 长期以来，我国的灾害管理体制基本是以单一灾种为主、分部门管理的模式，各涉灾管理部门自成系统，各自为战。由于没有常设的综合管理机构，各灾种之间缺乏统一协调，部门之间缺乏沟通、联动，造成了许多弊端，如缺乏综合系统的法规、技术体系政策与全局的防灾减灾科技发展规划；缺少系统的、连续的防灾减灾思想指导，不利于部门之间协调；缺少综合性的防灾减灾应急处置技术系统；缺少专门为灾害救援的综合型救援专家、技术型队伍；没有形成相对完善的防灾减灾科学技术体系；信息公开和交流渠道不顺畅；资源、信息不能共享；科学决策评估支持系统与财政金融保障制度尚未建立等等，直接影响防灾减灾实效。 投入不足 资金渠道单一 全国每年投入到防灾减灾科技研发和应用的经费十分有限，在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建设、科研设备购置、防灾工程建设、防灾减灾基础研究和先进技术推广应用等多方面投入不足。主要是因为我国防灾减灾科研基本依赖于财政拨款，资金来源渠道单一。由于防灾减灾科研具有的社会效益远远大于近期经济效益，很难吸引企业资金和社会资金主动投入，造成防灾减灾科技发展和技术推广滞后。另外，缺少科研成果推广的中间环节与适合防灾减灾工作规律的运行机制，防灾减灾科研成果的转化率低，一些防灾减灾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率不足10%，严重影响了全国防灾减灾工作的深入进行，影响了全国防灾减灾工作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科技资源尚待优化配置 我国防灾减灾科技资源主要集中在气象、地震、地质、环保等领域，由于缺乏宏观协调管理及传统的条块分割现状，一方面各领域主要关注本领域的防灾减灾科技发展，研发工作主要局限于解决本领域存在的技术问题，在不同灾种以及防灾减灾的不同环节中，科技资源没有得到合理配置，科技开发与应用水平发展很不平衡，在基础地理信息、救灾设备和队伍建设方面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另一方面，仪器、设备、资料、数据等都由部门、单位甚至个人所有，不能实现资源共享共用，资源条件不能系统整合形成高效、共享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无法形成合力和整体创新优势。 防灾减灾科技发展缓慢 一是在不同灾种以及防灾减灾的不同环节中，科技发展与应用水平很不平衡；二是各灾种的应急研究和操作水平差别较大，低水平重复研究较多；三是技术手段和装备落后，监测能力不强，短期预测预报能力还较低；四是缺乏各类灾害的科学评估模型和方法，灾害信息共享应用和评估的技术急需完善；五是对一些重大灾害的认识与防治技术，长期徘徊不前；六是现有科研结合国情实际不够密切，科技整体支撑能力有待提高等。 防灾减灾高水平科技人才匮乏 我国防灾减灾科技人才主要集中在专业管理部门和科研机构中，基层防灾减灾机构普遍缺少技术应用人才，与我国防灾减灾工作重点结合不密切，特别缺乏防灾减灾领域的高层次、高水平的学术技术带头人和工程技术应用人才。另外，研究经费、待遇等方面条件较差，影响我国防灾减灾科技人才队伍的稳定与发展。 科普宣教力度不够 缺乏统一的防灾减灾科普规划，没有固定的防灾减灾科普教育基地，也缺乏经常性的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活动，使防灾减灾科普缺乏系统性、连续性，致使我国社会公众防灾减灾知识、防灾减灾意识的科普教育水平较低，全社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较差，最终影响我三、我国防灾减灾科技支撑的对策建议 建立统一综合的防灾减灾组织保障体系 设置统一的具有危机管理性质的防灾减灾综合管理机构，负责对全国防灾减灾工作的大政方针做出决策，逐步实现从部门为主的单一灾种管理体制向政府和部门联动、条块结合的综合应急管理体制转变。 加强科技主管部门与涉灾管理部门的协同，形成跨部门、跨地区、跨学科、多层次、分布式的协同管理职能和机制。 成立集合各灾种、各专业及相关管理部门专家的顾问团体；建立防灾减灾决策的专家咨询系统，为政府防灾减灾决策提供智力支撑。 完善防灾减灾科技进步政策与创新机制 制定科技支撑防灾减灾办法与政策，增加科技投入，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科技人才培养选拔等方面给予支持；将防灾减灾科普知识纳入国民素质教育体系和工作计划，提高全民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在大中小各级学校教育中适当引入防灾减灾课程及读物。 建立高效、合理的防灾减灾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机制、科技投入机制、成果转化机制、政策激励机制与人才培养机制；加强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研究，开展关键技术、共性技术联合攻关；加快科技成果在防灾减灾领域的推广应用。 多渠道增加对防灾减灾的科技投入 将防灾减灾发展所需投入纳入每年科技经费预算，按照一定的使用比例，支持研究开发工作、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技术装备、参加国际交流等。并使防灾减灾科技投入的增长幅度不低于科技经费增长的总体水平。 建立社会防灾减灾基金，吸收企业、社会团体、公民及海外人士对防灾减灾的捐赠，按比例将部分基金用于科技投入。 用给予引导资金的方式，促进地方政府增加防灾减灾科技投入，引导技术开发机构与企业投资防灾减灾技术与产品的研发和产业化。 促进防灾减灾科技资源共享平台的建设 借助全国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建设，通过制定统一的标准和规范，整合全国各灾害管理部门的分类灾害信息资源，全天候运转监测网；以网络技术为纽带，积极推广应用地理信息系统（GIS）、遥控系统（R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技术，建设覆盖至全国各乡村的主要灾害实时监测预警系统；充分应用数字化技术及网络技术，综合集成防灾减灾各单位上报的灾情信息，构建包括灾害应急响应、灾害信息分析、灾害救援决策、救援信息反馈等在内的防灾减灾技术及信息资源平台。 加强防灾减灾科技能力与科技队伍建设 通过科研体制改革和现代院所制度建设，进行课题制、首席专家负责制和科研经费预算等防灾减灾科技机构科研管理制度建设；鼓励科研与地方防灾减灾需要紧密结合，开展自然灾害综合研究和治理；鼓励科研机构与企业联合研发防灾减灾技术和装备，实现产业化；与管理部门合作，尝试推广先进的防灾减灾技术和管理方法，探索区域防灾减灾综合管理模式；参与重点防灾减灾工程建设、基础设施建设、试验示范区建设。 在培养选拔高层次人才的基础上，大力培训一线工作的防灾减灾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改善基层技术人员的工作生活条件；通过科研项目、激励措施、分配制度、考核选拔等吸引和稳定人才队伍，培育有竞争力的研究群体，加强创新团队建设；培养防灾减灾后备人才，逐步在我国高校中开办防灾减灾专业教育。 加强国内外防灾减灾科技交流与合作 鼓励防灾减灾科研机构、管理部门开展国内外交流合作，获得先进的应用技术及管理经验，追踪最新技术。在跨国、跨区域的防灾减灾工程建设中，政府应积极协调，为项目实施提供帮助和保障。 
我国灾害的成因（比如旱灾，水灾～～）干旱灾害的形势分析（对环境，经济等等危害）采取的措施和建议
2009 年对自然灾害 20 年的研究工作和成果做了总结，撰写了 《中国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的进展》［146］一书，关于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的概况，该书在绪论中写到:“随着国际减灾十年活动的进程，自然灾害综合研究工作大体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 1990 年以前，重点是进行灾害自然属性，即自然灾变的研究，主要是收集、统计自然灾变事件、灾变强度、频次、研究自然灾变的空间分布与发展规律，并进行灾变时、空、强的预测研究 。第二阶段 1990 年以后，对灾害双重属性进行了全面的研究，重点是进行自然灾度的研究，除继续灾害自然属性的研究外，加强了灾变对社会的影响研究，包括人口伤亡、经济损失等; 重视了灾害损失的时空分布规律和大灾、巨灾区的分布; 同时开展了减灾能力的初步调查和统计; 开始重视自然灾害对社会与环境的影响和人类社会活动及环境变化对灾害和减灾的互馈影响，相继开展了减灾与发展、企业减灾、城市减灾、区域减灾工作。第三阶段 1995 年以后，重点是进行社会承灾体受灾程度和承灾能力的研究，在对灾害自然与社会双重属性研究的基础上，以自然灾变、社会承灾体易损性、减灾能力三大因素的现状与发展为基因，开展了未来灾害风险的预测研究和评估; 并在此基础上，从定性到定量化的研究了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经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可能造成的影响和社会对灾害的可接受能力，进而制定了一系列灾害防御、灾害应急规划和计划，推动了减灾社会化与产业化的发展。在此期间，完成了 13 项科技攻关项目，为国家、部门、地方、企业编写了 33 份规划、计划、设计，编著 ( 含合著) 了 30余本专著和 100 余篇论文、编制各种全国性灾害与减灾区划图一百多张，筹建了自然灾害综合数据库，为建立灾害科学体系和灾害数字化地图提供了基础。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其他奖项。…… 自然灾情调查与综合研究1989 年开始，三委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对我国地震、气象、洪水、海洋、地质、农、林等七大类 35 种自然灾害的概况、特点、规律及发展趋势进行了综合性的全面调研。1994 年建立了自然灾害综合信息系统。在对自然灾害分布规律、成灾规律和减灾对策综合研究的基础上，1995 年编写并出版了 《中国重大自然灾害及减灾对策 ( 总论) 》［72］、 《中国重大自然灾害及减灾对策 ( 分论) 》、《中国重大自然灾害及减灾对策 ( 年表) 》和七类灾害的全国分布图。基于自然灾害对社会危害情况的调查、分析和评价，2000年出版了 《灾害 社会 减灾 发展———中国百年自然灾害态势与 21 世纪减灾策略分析》［105］; 2003 年编制了 《中国重大自然灾害与社会图集》［121］，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系统反映了灾情与灾害对社会的影响及系统的减灾对策。 减灾能力调查与评估1989 年开始对我国各类自然灾害的减灾能力现状进行了初步调研，2000 年对我国区域减灾能力进行了宏观评估，2005 年首次对我国减灾基础能力、监测预警能力、防灾抗灾能力、救灾重建能力进行了调查与综合评价，编写了 《中国基础减灾能力区域分析》［128］、 《中国洪水灾后重建问题和需求及对策》［103］、《自然灾害评估》［135］等论著。依据区域减灾基础能力与受灾程度、减灾有效度、灾害深度的对比对区域减灾基础能力增长需求度进行了分析与分级评估。 自然灾害区域危险性、危害性、风险性分析从 1991 年开始，在对我国单类与综合自然灾害的强度、频次、受灾体易损性调查分析和预测的基础上，对我国自然灾害区域危险性 、危害性、风险性进行了多次量化研究，1994 年首次编制了中国地震、气象、洪涝、地质灾害等单类与综合的灾变区划图、灾度区划图和风险区划图等系列区划图 41 幅，编写了“中国自然灾害区划与保险区划”［98］研究报告和 《中国自然灾害区划工作进展》［94］专著。2005 年在新编中国灾害灾变区划图、灾度区划图、风险区划图的基础上，编写了 《中国 21 世纪初期自然灾害态势分析》［120］、 《中国自然灾害风险与区域安全性分析》［127］等论著。依据区域自然灾害损失程度、区域自然灾害深度、区域相对减灾基础能力、区域不可接受影响程度等，对我国区域安全性进行了评价，划分了不同等级的风险区，圈定了对社会危害可能特别严重的巨灾风险区。 人口—资源—环境—灾害互馈系统问题综合研究近年来，环境问题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1992 年马宗晋、高庆华发表了 《论人口—资源—环境—灾害恶性循环的严重性与减灾工作的新阶段》［64］，对黄河和长江洪灾、华北地面沉降、沙漠化等面临的严峻形势提出了 “黄牌警告”。2001 年撰写了 《环境·灾害与地学》［109］、《论土地资源与地质灾害的双重属性与发展态势》［110］、《社会可持续发展人类自身的觉醒》［114］、《关注人口 资源 环境与自然灾害》［108］等文章和专著 《自然灾害与全球变化》［122］，进一步阐述了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对自然灾害的双重影响，讨论了太阳活动、地壳运动和全球变暖等因素的致灾作用。提出了综合减灾要与人口政策、资源开发、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统筹兼顾的对策意见。2006 年面对干旱可能引起的灾害和环境问题，调查并编写了 《中国的干旱化、荒漠化、水资源危机和藏水北调问题》( 资料摘要)［130］，指出干旱化将是最大的灾害影响，并提出了对策性建议，上报中央，受到重视。 自然灾害综合预报探索在自然灾害调研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各种自然灾害都不是孤立的，彼此往往形成灾害链、灾害群，构成自然灾害系统。自然灾害系统是地球表层系统的一部分，其规律服从地球系统的发展演化规律和全球变化，并受着太阳及其他天体活动的影响和制约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这一系统性的认识，从理论上推动了单类与综合的灾害预报向深层次发展。从 1991 年开始，在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领导下，连续开展了三个年度的自然灾害发展趋势综合会商，除了为国家提供了年度自然灾害发展趋势总况外，也为中国可持续发展态势分析提供了依据。根据全球变化和自然灾害的发展趋势的研究，在论著和报刊上多次指出干旱是对我国危害最大、不良影响最深远的自然灾害，并圈定了未来旱灾风险区。 研究并提出与推动减灾系统工程1991 年马宗晋高庆华共同撰写了 《减轻自然灾害系统工程初议》［50］，提出减轻自然灾害是一项包括监测、预报、防灾、抗灾、救灾、重建等各种措施的系统工程。之后相继提出建立全国立体监测系统和灾害信息共享系统; 进行自然灾害形成机制的综合研究和综合预报的探索及综合减灾的理论方法研究; 国家、城市、企业综合减灾系统工程的设计; 灾后重建需求和对策的综合研究; 城市和地区灾害应急方案的制订和组织; 灾情统计标准、灾害等级划分标准; 灾害评估模式; 灾害保险; 灾害管理等问题的广泛研究; 开展了示范区研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根据取得的成果，撰写与编著了 《中国减灾社会化的探索与推动》［83］、 《1998 年长江大洪灾的反思和 21 世纪减灾对策》［93］、《中国自然灾害区划研究进展》［94］、 《中国洪水灾后重建问题和需求及对策》［103］、 《中国 21 世纪初期自然灾害态势分析》［120］、《中国自然灾害风险与区域安全性分析》［127］、 《中国重大自然灾害与社会图集》［121］、 《中国区域减灾基础能力初步分析》［128］、《中国减灾需求与综合减灾》［136］、 《自然灾害系统与减灾系统工程》［137］等论著和大量相关论文。减灾系统工程的理念目前已为我国减灾各界广泛接受，并已体现在减灾规划和减灾活动中。 建立了自然灾情评估统计标准体系1991 年提出 《关于建立自然灾害评估系统的总体构思》［52］，1996 年在国家经贸委领导下，会同 20 个部局，全面调查研究了各部局、各灾类灾情调查统计的现状，在统筹兼顾的原则下制定了统一的灾情评估统计标准体系和指标。编写了 《我国部门灾情统计标准化现状调查》、 《自然灾害灾情统计标准化调查研究报告》和专著 《自然灾害灾情统计标准化研究》［86］。提出的综合意见已为相关部门和国家经贸委接受，并呈报国务院。在此基础上已开始制定自然灾情统计国家标准。 进行了自然灾害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研究1990 年开始，提出并推动了减灾与发展、城市减灾、企业减灾、区域减灾及减灾社会化与产业化，深入研究了自然灾害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在自然灾害对社会可持续发展影响程度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 《灾害、社会、减灾、发展》［105］、《减轻地质灾害与可持续发展》［104］、《可持续发展与减灾》［126］等论著、研究报告和 《关注人口、资源和自然灾害》［108］、 《经济发展与减灾》［118］等论文。参与了中国 21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主编的 《中国21 世纪议程》、 《中国可持续发展态势分析》 和 《可持续发展:人类关怀未来》等专著的编写。在对经济发展与自然灾害双向调研的基础上，进行了各省( 市、自治区) 社会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与自然灾害影响程度综合分类，编制了自然灾害对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影响程度图。1999 年马宗晋、高庆华呈报了关于开展 “国家安全保障体系建设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和社会突发性灾难应急管理系统示范研究”的建议，2001 年发表了 《建立社会安全保障体系，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115］、《初议防疫-减灾综合体制》〔124〕等论文。 开展了国际灾害与减灾科学交流关于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的主要成果和创新点，该书绪论中继续写到: 提出了 ‘自然灾害双重属性’ 的新观念，奠定了灾害社会属性和灾害科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认为自然灾害具有自然与社会双重属性，这就打破了单纯‘天灾’的概念，推动了成灾过程的社会性分析，认识了人口—资源—环境—灾害的互馈关系，打开了社会化减灾的广阔道路，改变了从事自然灾害研究者只重视灾害自然属性研究的传统观念和范畴，开拓了自然灾害理论研究的新领域。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共同支撑下，初建了灾害科学体系框架，撰写了其中约 30部灾害科学系列论著。根据自然灾害的自然属性，认识了自然灾变与地球表层系统和与全球变化的关系，为自然灾害综合预报提供了理论基础; 根据灾害对社会影响和社会的减灾需求，在分析 ‘灾害—社会—减灾—发展’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 21 世纪初的减灾综合策略，认为减少人为致灾因素，转移和保护受灾体是最经济、最有成效的减灾措施; 提出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建设、防灾减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的策略及减灾社会化、产业化。提出的加强社会减灾的多方对策建议，已在管理部门领导层和成灾工作人员与群众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界定了自然灾变与自然灾害的科学含义自然灾变属于自然变异，只有自然变异对人类社会造成损失时，才称为自然灾害。从而根据成灾机理提出了消灭或削弱灾害源; 削弱或分流灾害载体; 转移或保护受灾体的减灾原则。同时提出自然灾害和减灾辩证法的论点，认为自然灾害既有弊也有利，减灾活动既可减轻灾害，也可致灾; 任何减灾措施既有利，也有弊。指出了 ‘兴利除害’、‘避害趋利’、‘化害为利’‘害中求利’‘权衡利弊’、‘求大利弃小害’的辩证减灾思想。上述减灾原则和减灾指导思想已渗透到社会减灾活动中，据此已为国家、地方、企业编写规划、计划十多份。 将系统科学引入灾害科学研究通过对各类自然灾害的综合研究，发现许多自然灾害不是孤立的，往往构成灾害链、灾害群、灾害系统; 减轻自然灾害需要多部门的协作和多种措施的联合运用，从而提出了自然灾害系统和减灾系统工程的新观念。并于 1991 年出版的 《中国减灾重大问题研究》一书中，为我国自然灾害研究和减灾提出了具有导向意义的总体蓝图 ( 现在的实践检阅，当初提出的大部分意见是正确的) 。基于以上理念，提出了自然灾害综合调研和综合预报的意见，在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和国家地震局、国家气象局、国家海洋局、水利部、地矿部、农业部、林业部等部门的共同支持下，对我国地震、气象、海洋、地质、洪涝、农、林等七大类自然灾害进行了联合调查研究，了解了我国灾情总况; 联合举办了三次自然灾害综合会商，推动了省市自然灾害综合预报工作的进展，为综合减灾提供了依据。首次提出并逐步完善了减灾系统工程的框架设计，提高了减灾工作的系统性、完整性和可操作性，已成为统一全国综合减灾工作布置的基础模式，该系统包括: 监测、预报、评估、防灾、抗灾、救灾、重建、保险、立法-教育、规划-指挥等十个子系统，设计中明确了各系统的内涵、工作属性和子系统之间相约互馈关系。这个包容不同成灾工作领域和工作层次，按灾前、灾时、灾后和平时展开的减灾系统工作模式，已为单灾类减灾工作管理，各级政府的多灾类减灾工作综合管理和减灾规划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设计基础，目前已被广泛采纳、参考，各省 ( 市、自治区)和国家级减灾管理部门已制定了相应的减灾工作设计，在减灾工作思想和减灾行动的全国统一性方面，起到了规范性的作用。 建立了自然灾害研究的工作系列和模式提出并实施了自然灾害研究六部曲，即灾情综合调查、灾害危险性分析、灾害危害性分析、灾害风险性分析、社会减灾能力分析和社会减灾需求度分析。在调查研究和资料综合的基础上，参与并统编了中国自然灾害史，编创了中国历史时期自然灾害分布图和 3000 多年来的灾害发展态势图; 全面调查与反映了近 50 年来我国各类自然灾害的灾情; 总结了我国百年 ( 20 世纪) 自然灾害态势，从灾害双重属性角度，阐述了 2l 世纪初中国自然灾害的发展趋势。研究深度已从单纯灾害分布规律研究，发展到对灾害危险性和危害性的定量评价，基本查清了我国灾情的发展变化及其对我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的严重性，提出分灾种的危害性评价:旱灾的危害最为深远; 洪灾的损失最大、最频繁; 地震的死人最多，影响社会安全最重; 海洋灾害增长最快; 地质灾害的增长与人类活动及建设的非规范发展关系密切; 农林病虫害中大灾有再度复发之势。在 GIS 支持下首次 编制全国性包括气象、洪涝、地震、地质、海洋、农业、森林等多灾种的各类灾害系列区划图约 100 余幅，标示了我国重点灾害危险区、危害区、巨灾风险区和灾害保险分区，指出了减灾重点区域。研究了自然灾害对区域可持续发展影响度，将减灾纳入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范畴，成为制定减灾规划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各灾种的减灾对策，已引起国家有关部门和省、市与公众的广泛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