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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汉代开辟的这条丝绸之路时而因为政治对立、民族矛盾乃至战争而一度中断。文明的发展，势力的扩张，商业民族的活跃， 和草原游牧民族与农耕定居民族的依存关系，使得东西方的精神与物质的文化交往两千多年来从未断绝。 东汉末年，中原战乱频仍，秩序混乱。作为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敦煌，甚至二十多年没有太守，当地豪强大姓雄张，兼并土地，使小民无立锥之地，前来贸易的西域商胡也备受欺诈。227—233年间，仓慈出任敦煌太守，有力地抑制了豪强的兼并和勒索，为西域商人前往内地买卖提供种种方便，也使得敦煌成为汉族与西域各族民众交往贸易的一个国际都会。1907年，英国考古学者斯坦因在敦煌西北长城烽燧下，发现了一组用中亚粟特民族的文字所写的粟特文信件，这是在凉州(武威)的粟特商人写给家乡撒马尔干(Samarkand，在今乌兹别克斯坦)贵人的书信，不知什么原因而埋藏在敦煌长城脚下。信中谈到，这些以凉州为大本营的粟特商团，活动的范围东到洛阳，西到敦煌，经营中国丝绸等商品的长途贩卖。这组书信写于西晋末年(312年前后)，它们真切地反映了当时丝绸之路上的商品交易活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天下大乱，不少大族和有文化的士人纷纷迁居河西以避战乱，促使中西交往的孔道河西走廊的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五凉王朝的先后建立，也集聚了大批人才。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大量士人的存在，为本地区接受外来文化提供了知识的基础，也为向中原输送外来文化提供了方便。而且，不论是东晋五胡十六国，还是后来的南北朝，都不断有东往西去的使者旅行在丝绸之路上。比如，310年，天竺(印度)僧人佛图澄至洛阳; 399年，东晋僧人法显等西行取经; 437年，北魏遣董琬、高明等出使西域诸国; 468年，北魏遣使韩羊皮出使波斯，与波斯使俱还; 518年，宋云与惠生自洛阳出发，西行取经; 530年， 波斯国遣使南朝; 此外，还有大量没有留下名字和事迹的使者往来于东西各国。 隋朝统一南北，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全盛时期。隋炀帝时，让黄门侍郎裴矩往来于张掖、敦煌之间，通过西域商胡，联络各国首领。从今天保存的裴矩撰写的《西域图记序》中， 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丝绸之路通向东罗马、波斯、印度的情况。 进入唐代，民族的进一步融合，疆域的更广阔开拓，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的整合，使得唐王朝凝聚了极大的力量，生产发展，商业繁荣，文化昌盛，并以博大的胸怀，大量接受外来文化，使之融会到中国文化的整体当中。从唐太宗到武则天，唐朝的势力不仅直接牢固控制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诸王国，而且成为天山以北、葱岭以西广大区域内各个王国的宗主国，中西往来更加畅通无阻，当时的文化交流也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西方的珍禽异兽、珠宝香料、玻璃器皿、金银货币纷纷传来，中亚、西亚的穿著、饮食等生活方式，音乐、舞蹈等文化娱乐活动都源源进入中原，佛教进一步盛行的同时，祆教、摩尼教、景教以及新兴的伊斯兰教都在此时正式传入中国内地，唐朝的两京长安和洛阳以及丝绸之路上的一些大城市如凉州，都纷纷呈现出国际都市的风貌。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借助唐朝强大的政治力量，中原文明也传入西方，深浅不等地影响了西方各国。 公元十世纪中叶以后，宋王朝先后与北方的辽、西夏、金处于敌对的形势中，影响了陆上丝绸之路的中西交往。南宋建都于东南的杭州，加之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海上丝绸之路更加繁盛起来。相对来讲，陆上丝绸之路要比从前有所衰落，但在某些特定的时间里也被频繁地利用，如马可波罗来华前后的蒙元时代。这些已经溢出本书的范围，就留待以后再讲述吧。 三、通过丝绸之路的东西方文化交流 古代丝绸之路的开通与维持，对中西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丝绸之路上，也流传着许多东西方文化交往的佳话和传说。 说到丝绸之路，人们自然首先会想到中国丝绸的西传。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丝绸就已经大量转运到了西方世界。在古代罗马，丝绸制的服装成为当时贵族们的高雅时髦装束。因为来自遥远的东方，所以造价昂贵，罗马为了进口丝绸，流失了大量黄金。我们今天在雅典卫城巴台农神庙的女神像身上，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博物馆收藏的酒神巴克科斯的女祭司像上，都可以看到希腊罗马时代的人们所穿着的丝绸服装，轻柔飘逸，露体动人。丝绸服装的追求已经到了奢侈浪费和伤风败俗的地步，使得罗马元老院多次下令，禁止穿用丝织服装， 但并没有起多大作用。 罗马帝国的古典作家们把产丝之国称之为“赛里斯”(Seres)。公元一世纪的博物学家老普林尼(Gais Pliny the Elder，23—79)在《博物志》中说:“(赛里斯)林中产丝，驰名宇内。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运到罗马。富豪贵族之妇女，裁成衣服，光辉夺目。”赛里斯就是中国，这是当时丝绸远销罗马的真实写照。 老普林尼和以后相当一段时间里的西方学者，并不清楚丝绸是如何织成的。中国的养蚕和缫丝的技术是很晚才传到西方的。唐朝初年西行取经的僧人玄奘，在公元644年回国途经于阗(今和田)时，听到一则传说，在现存的有关于阗佛教史的藏文文献中也有大同小异的记载。这个故事的主要情节是讲于阗王曾娶东国(一本作中国)女为王后，暗中要求对方将蚕种带来。新娘下嫁时，偷偷把桑蚕种子藏在帽絮中，骗过了关防，把养蚕制丝的方法传到了于阗。从此以后，于阗“桑树连荫”，可以自制丝绸了。于阗国王为此特别建立了麻射僧伽蓝， 以为纪念。近代考古学者曾在和田东北沙漠深处的丹丹乌里克遗址，发现一块八世纪的木板画，上面描绘着一位中国公主带着一顶大帽子，一个侍女正用手指着它。研究者都认为，这里所画的正是那位传播养蚕制丝方法的丝绸女神。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盆地的古墓中，发掘出大批高昌国时代(502-640)的汉文文书，证明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各绿洲王国生产的丝织品情况。 至于更远的西方世界，是迟到六世纪东罗马查士丁尼大帝(Justinian the Great，483—565年在位)时，才由印度人(一说波斯人)从塔里木盆地的西域王国那里，用空竹杖偷运走蚕种的。 物质文化的交流总是双向的，中国奉献给西方世界以精美实用的丝绸，欧亚各国人民也同样回报了各种中国的需求品。 
丝绸之路沿线的环境变迁和古文明消失，固然与降水量减少、冰川融水萎缩、河流断流、气候变干、水系改道等自然因素的变化有关。但土地的过度开垦、水资源和生物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天然植被的破坏，以及盛唐以后民族纷争不断、战火摧残农业、灌溉兴废不常等人为因素，是这里古文明消失的主导原因。丝绸之路有力地促进了中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促成汉朝的兴盛产生了积极作用。这条丝绸之路，一直是中西交往的一条重要通道。至今在中国的对外经济交流中，仍然发挥着重大作用。
丝绸之路就是个被夸大的东西，这个几乎没什么影响。无非就是让中国商人发一笔横财，让欧洲人见识点丝绸罢了。丝绸之路一个来回一年多，也就能运点丝绸这样的轻的东西，运过去利润就是几十倍。
论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中国丝绸誉满天下，早在公元前就分海、陆两路向外传播。中外学者对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还没有系统地研究中国丝绸通过海路外传，以及它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影响和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其实，中国的丝绸由海路外传，比陆路持续的时间更长，到达的地区更广，在历史上的影响也更大。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去探讨和研究。我在就个人的初步研究，谈些以下不成熟的看法。一、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时期—唐代（618-907）以前中国丝绸的外传及其影响 从东海（今黄海）起航的船只主要航行朝鲜和日本。据历史记载，早在公元前1112年周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时，就“教其民田蚕织作”。公元199年中国蚕种东传到日本。公元238年倭国女王卑弥呼派使者到中国赠送礼品，魏明帝回赠精美丝织品。这是中国丝绸作为皇帝的礼品而传入日本的最早文献。南朝时，中国派四名丝织和裁缝女工到日本传授技艺。他们对日本丝织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国海船从南海航路起航，于公元前140-87年，带了大批黄金和丝织品，途经今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缅甸，远航到黄支国（今印度康契普拉姆）去换取上述国家的特产，然后从斯里兰卡返航。这样，早在公元前，中国丝绸就传入上述各国。随着中国政治影响的日益扩大和由于中国精美绝伦的丝绸对世界各地具有的极大吸引力，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欧洲各国都派使节到中国通好，献礼品以求赏赐丝绸和进行贸易交换。便如，据《后汉书》记载，公元131年，今爪哇（当时的叶调国）、公元159和161年今印度（当时的天竺）和公元97、120和131年今缅甸（当时的掸国）都遣使业中国进献方物，换得丝绸。这是中国丝绸传入今日印度尼西亚、印度和缅甸，并通过缅甸到欧洲大秦（罗马）的另一条途径。这个时候的特点如下：中国丝绸从海路外传虽开始很早，但作为商品交换，只限于统治阶级所需的奢侈品，以官方的“朝贡贸易”为主，其数量、次数和规模都不大。其目的只是想在外交上达到“敦睦邦交”和扩大对外政治影响；还未注意到通过海外贸易，在经济上能增加国库的收入。民间的海外丝绸贸易，从外国文献来看似早开始。而在我国史书中却很少记载，可见丝绸作为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还不普及和发达。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时期----唐、宋时代（960-1279）中国丝绸的外传 唐朝和日本、朝鲜的海上贸易较前代更加频繁，日本的遣唐使，名义上虽是遣使贡方物而唐亦回赐丝绸作为礼品，裨上是变相的官方贸易。如802年，日本遣使270人到中国，每人赐绢五匹，共计1，350匹。从宋朝开始，出现了民间贸易。据泉州商人李充的原文报告“自置船一只携带各种丝绸和瓷器到日本贸易。”可见当时民间丝绸贸易已很发达。在频繁的民间丝绸贸易的影响下，日本出现了在仿制“唐绫”（中国丝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博多织”的纺织法。朝鲜和中国的贸易也很发达，许多来自新罗的朝鲜的人在中国楚州（今准安）侨居。当时楚州是通往朝鲜、日本的重要海港，这些新罗人经营海上运输，为中日和中朝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传布丝绸中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唐代地理学家贾耽说，中国海船从广州经南海到波斯湾的巴士拉港，全和需时三个月。这条航线把中国和三大地区；：以室利佛逝（今印苏门答腊）为首的东南亚地区；以印度为首的南亚地区；以大食为首的阿拉伯地区，通过海上丝绸贸易连接在一起。这些地区是中国丝绸贸易的集散地；也是当时世界上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中心。这条传布丝绸到外国的航路，在传布丝绸的同时，对促进各国之间的特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传布和影响，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赵汝适的《诸蕃志》和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两书著者是宁代人，也有与上述相同的记载。综上所述，这个时期的特点表现在：中国丝绸作为商品外传已由陆路转向海路。唐朝开始设市舶司到宋朝又有发展，标志着海外丝绸贸易性质的转变。除原有的“朝贡贸易”外，则以市舶贸易为主；开始从过去只注意政治上扩大对外影响，以达“敦睦邦交”，而发展到把它作为财政经济上的一项重要收入。市舶贸易对宋政权的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以公元1128年为例，它占国家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除上述官方丝绸贸易外，民间海商住海外进行丝绸贸易的，也蓬勃发展。丝绸作为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已经很发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