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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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化艺术包括文学、美术、音乐、建筑等，主要用于表现佛教信仰和宗教生活。古印度佛教文化随着佛教的发展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随着佛教的传播而传向世界各地，并与当地文化相结合，成为它们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 文学 数千卷印度佛典，如《维摩经》、《妙法莲华经》、《楞严经》等，本身就是瑰丽的文学作品，向为文人所喜爱。《百喻经》已被译为多种文字，其中的譬喻故事被认为是世界文学中的珍品。印度叙述佛陀前生的《本生经》（《本生谭》）是著名的传记文学。马鸣的《佛所行赞》是印度著名的长篇叙事诗之一。其他如佛教典籍中的偈颂、赞、散文、故事、俗讲、变文、语录、传记、游记、文集等，均为优美的佛教文学作品。中国、日本、斯里兰卡的很多著名的文学作品，都是在佛教的影响下，汲取本国传统文学的艺术形式，逐渐形成的一种独具风格的文学作品。它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和新的命意遣词方法。《维摩经》、《百喻经》等，鼓舞了中国晋、唐小说的创作；俗讲、变文对后来的平话、小说、戏曲等中国通俗文学的形成，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禅宗语录不仅为宋明理学家所仿效，也影响到后来的民间文学作品。 美术 包括佛教绘画、雕刻、塑像等。古印度阿育王时代所立石柱，柱顶有狮子、象、牛、马、宝轮等雕刻，庄严华美。当时还建有许多石塔，以藏佛舍利，外绕石栏，镌刻浮雕图案。在巴雅、贝德萨、巴尔胡特、桑奇等地，早期佛教的建筑、雕刻达到很高的水平。犍陀罗佛教艺术汲取古希腊、罗马艺术精华，创造出释迦牟尼的各种形象，颇具特色。埃罗拉阿旃陀石窟的艺术一直脍炙人口，是印度引为骄傲的“艺术之宫”。以上这些佛教艺术，对亚洲各国都发生过重要的影响。中国佛教艺术，先是仿效印度，后来逐渐发展成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和特色。初期在丝绸之路上，新疆的克孜尔千佛洞壁画和敦煌莫高窟北魏壁画，受印度佛教美术影响较多，但同一题材，其内容和表现方法已有所不同。梁代张僧繇的佛画，创立了“张家样”；北齐曹仲达的佛画，创立了“曹家样”。曹画的人像，衣服紧贴全身而显露曲线，他所创造的风格，后人谓之“曹衣出水”。到了隋唐时代，佛教美术已经中国化。吴道子在长安、洛阳画了300多幅佛画，人物奋袂，衣裙飞舞飘动，富有运动感，后人称为“吴带当风”。敦煌莫高窟等唐代壁画，是中国佛教美术的代表。在雕塑方面，北魏至隋唐，创造了规模巨大的石窟，以云冈、龙门的石刻为代表，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敦煌与麦积山的唐代彩塑，更具中国特色。宋元以后，佛寺盛行泥塑佛像，亦为中国佛教美术所特有。藏传佛教美术，既与汉族地区佛教美术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又受印度、尼泊尔佛教美术影响，独具风格。拉萨的布达拉宫，藏有大量佛画与金铜佛像以及刺绣与木刻的板画佛像，都带有西藏地方特色。青海塔尔寺以各色酥油制作的酥油花，更是一种特殊佛教美术作品。 音乐 有梵呗、佛曲等形式。梵呗亦叫赞呗，是以短偈形式赞颂佛、菩萨之颂歌，起源于古印度。相传三国魏陈思王曹植曾作梵呗六契（章），即后世所传《鱼山梵》。梵呗主要用于讲经仪式、六时行道（后世形成为朝暮课诵）和道场忏法等，谓之“三启式”。隋唐前流行的梵呗有《如来呗》、《云何呗》等。近世禅林流行的梵呗尚有“四大祝延”、“八大赞”等，但已通称为唱念。佛曲，即将佛经配上乐谱进行讽咏。相传7世纪时，即有在今缅甸境内的骠国送给中国佛曲10种，并派来乐工32人。至唐代，佛曲已相当普遍。当时每唱佛曲，常配以笙笛。今只用点板，配以铛、铪等敲唱。在敦煌杂曲中还保留有一部分佛曲作品。佛教的古音乐对日本“雅乐”的韵律也有重要影响。 建筑 主要为佛教寺塔。古印度有名寺塔不少，如著名的菩提伽耶、那烂陀遗址，规模极为宏大。东南亚诸国均有同类建筑。柬埔寨的吴哥寺窟，缅甸的仰光大金塔，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阿富汗的巴米扬崖壁大佛像，都是闻名于世界的佛教建筑。中国佛教建筑是随着佛教传入而发展起来的。最古老的佛教建筑为石窟寺，系根据古印度佛教造型艺术，结合中国传统的形式建筑的。中国的佛教石窟为数甚多，其中敦煌、云冈、龙门尤为著名。中国佛塔的建筑，起源甚早，现存的上海龙华寺塔和苏州报恩寺塔，相传都是三国时代创建而经后人重修的。原来印度的佛塔是覆钵状的圆坟形，上饰竿和伞，后发展成相轮（在塔顶竖一根金属刹，用七重或九重铁环套在刹身）。传入中国后，结合中国的民族形式，大都建成可供人凭眺的楼阁式建筑。现存的塔可分二类，一是印度式的，但也带有中国特色；二是中国式的，主要采取中国原有楼阁形式，平面正方形和八角形居多，一般为七至九层。结构有木塔、砖塔、砖木塔、石塔、铜塔、铁塔和琉璃砖塔等。西藏的佛寺建筑，与汉族地区略有不同。一般都有庞大的建筑群所有建筑体现了藏族古建筑艺术的鲜明特色和汉藏文化融合的风格。北京的雍和宫，拉萨的布达拉宫，承德的外八庙等是这种建筑的典型。日本的东本愿寺，朝鲜的佛国寺都采用木结构的殿堂形式，雄伟壮丽，是世界知名的古刹。
先是从佛教的历史、典籍、教义、仪轨制度和寺院殿堂多个侧面，阐明佛教构成诸要素，以揭示佛教作为文化实体的基本内涵。然后着重从政治意识、伦理道德、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和民俗六个方面，探索佛教与传统文化的关联，以阐述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规律。内容充实，雅俗共赏，为读者提供了解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的基础知识，是了解中国佛教文化的入门书。
佛法这么好，认识的人那么少 误解的人那么多，让我们一起来认识真正的佛教 佛教(Buddhism)：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由公元前6-前5世纪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所创，他的名字是悉达多 (SSiddhārtha， P Siddhattha)，他的姓是乔达摩(S Gautama， P Gotama)。因为他属于释迦 (Sākya)族，人们又称他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广泛流传于亚洲的许多国家。东汉时自西向东传入我国。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佛教是佛陀的教育，而不是拜佛的宗教，佛教非宗教，非哲学，讲佛教是宗教只是一种通俗的方便说而已，实则以般若的智慧自内证打破无明烦恼，成就菩提（觉悟）之道，佛教在历史上曾对世界文化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今依然深深的影响着我们。 佛教里有至高的佛陀，有菩萨，也有天神；但是佛教里的至尊的佛却与其他宗教的上帝完全不同。要说明这一点，我想先对‘佛’下个简单的定义。通常我们简称释迦牟尼佛为佛。在历史学家的眼光里，释迦牟尼佛是二千五百余年前印度的一位思想家；在佛教徒的心里，释迦牟尼佛是这个世界里佛教的创始人或教主，可是在佛法里，释迦牟尼佛是万万千千，就像安明居士申宝峰在《论佛》中精辟的点到：“佛为自然，自然为佛。人在佛中，自然成佛。”机智的辩证出了佛就是自然，而自然就是万万千千，包括花草树木，人鬼禽兽，即便纵然是魔，只要放下屠刀，也可成佛。而人若想成佛则需自然，万万不可急于求成，要心如止水，也要破除贪，嗔，痴三毒。只有这样就会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立地成佛。 以下“简单给佛下个定义”选自 林世敏教授 著 之《佛教的精神与特色》 简单给佛下个定义：我这里所要向各位介绍的‘佛’，是无量诸佛的通义，是广义的。我试将‘佛’的定义如下： ‘佛’是一个理智、情感和能力都同时达到最圆满境地的人格。让我重复一遍：‘佛’是理智、情感和能力都同时达到最圆满境地的人格，换句话说：佛是大智、大悲（或谓全智、全悲）与大能的人。这里请注意佛法与其他宗教的不同点：佛不是万能，佛不能赐我们以解脱，他只能教导我们，我们还是要凭自己的努力才得解脱。佛不能使我们上天堂，或判我们入地狱。要为‘佛’下一个定义，委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简单的说，佛就是‘觉者’，‘一个觉悟的人’。 也许更明确一点，应该说佛是一个对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有透彻觉悟的人。 还有一个简明扼要的定义，普遍地为一般人所接受，就是说：佛是一个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人。换句话说，佛就是一个自己已经觉悟了，而且进一步帮助其他的人也能够觉悟，而这种自觉（觉）和觉他（行）的工作，已同时达到最圆满境地的人。[编辑本段]源于印度 佛教发源于距今约2553年前的古印度。佛教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号是印度梵语音译过来的，释迦是仁慈的意思，牟尼是寂默的意思，寂默也就是清净的意思（寂默即身、语、意等三烦恼永远寂灭之状态。），佛是觉悟的意思。释迦牟尼佛是北印度人，就是现在的尼泊尔，它在印度的北方，西藏的南部。 据经典记载，佛圆寂时，世寿80岁。[编辑本段]传入中国 此段以下内容节选自赵朴初老居士所编著之《佛教史略》 东汉永平十年 公元67年，佛教正式由官方传入中国 明帝永平十年（67年）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庭，明晨问于群臣。太史傅毅答说：西方大圣人，其名曰佛；陛下所梦恐怕就是他。帝就派遣中郎将蔡愔等十八人去西域，访求佛道。蔡愔 等于西域遇竺法兰，摄摩腾两人，并得佛像经卷，用白马驮着共还洛阳。帝特为建立精舍给他们居住，称做白马寺。于是摩腾与竺法兰在寺里译出《四十二章经》。这几乎是汉地佛教初传的普遍说法，也为我国历史教科书所采用。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到了后汉末叶桓灵二帝的时代（147—189年），记载才逐渐翔实，史料也逐渐丰富。其时西域的佛教学者相继来到中国，如安世高、安玄从安息来，支娄迦谶、支曜从月氏来，竺佛朔从天竺来，康孟详从康居来。由此译事渐盛，法事也渐兴。 一、汉人出家之始：汉人由信佛而出家修道的，如赞宁《僧史略》卷上《东夏出家》题下，有“汉明帝听阳城侯刘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洛阳妇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等语。按刘峻等出家事出《汉法本内传》。《内传》伪书，不足置信。可是《高僧传佛图澄传》中，有“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等语，似乎其时已经有汉人出家，然后才有此项禁令。而汉人出家为沙门见于载籍的，是从严佛调开始，如《出三藏记集安玄传》中称“沙门严佛调”，又说他“出家修道”；《出三藏记集》又转载《沙弥十慧章句序》，下题“严阿只黎（即阿奢黎）浮调所造”。然而《释氏稽古略》说，在佛调以后八、九十年的朱士行，是汉土最初为沙门的；《历代三宝 记》也称佛调为清信士。这大概是因为从汉代以来，虽然佛法已经流行，但道风未纯，比丘出家只以剪落须发作区别，未禀律仪；到魏嘉平二年（249年），中天竺沙门昙柯迦罗（法时）来到洛阳，建立羯磨法，创行受戒，中土才有正式的沙门，而登坛受戒的朱士行为最早，因此把他作为中土沙门之始。 二、民间建寺造像之始：《后汉书西域传》中叙述桓帝奉佛之后说，“百姓稍有奉佛者，后遂转盛”，可见当时民间的奉佛也由少数而逐渐增多；但其具体情况，只笮融奉佛一事见于现存的文献。据《后汉书?陶谦传》和《吴志?刘繇传》说：献帝时，丹阳人笮融聚众数百人，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下邳、彭城三郡的运漕。融于是断三郡的委输，“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余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席及观者且万余人”。又依《出三藏记集》所载《般舟三昧经记》载，说明献帝时洛阳也有佛寺。从《吴志刘繇传》所述笮融事看起来，后汉末民间的奉佛，有其种种原因，这和宫廷中只以求长寿祈福为目的者有所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