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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对人们社会交往关系的影响力摘要：以手机使用等经由电子媒体中介的社会交往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本文显示，手机使用当中同样存在着深层的“数码沟”，人们在是否采纳、使用深度、维系关系类型等方面存在与社会经济地位相应的显著差异。手机作为交往资源，人们对它的使用当中体现着他们在社会交往网络与社会资本方面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正是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一个构成部分。关键词；手机使用 影响力 社会交往一、手机作为交往资源的社会意义社会交往是人的社会存在方式，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物质、精神交流的社会活动。正是人与人之间这样的交往互动构成了现实的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交往与社会角色关系和社会位置的分化密不可分，表现出人们相互间的异质性和包括资源差异在内的不平等性。社会学领域从事个人社会网络和阶层地位研究者认为，人们的社会网络结构取决于其在社会网络中的结构位置，后者又决定于他们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不同位置。而阶层地位是人们社会经济特征的综合反映。这些高低不等的阶层结构位置直接影响了社会成员在拥有财富、地位和社会声望等个人资源的不平等，后者进而构成了其社会交往的机会或限制，或是成为其社会交往的成本或代价，最终表现为不同阶层的成员在拥有社会资源或社会资本方面有一定的差异。基于中国社会变迁的现实发展，有学者从经验研究层面发现，在中国的城镇社会，社会交往的阶层化已成为主要趋势。在社会学者眼中，从社会交往尤其是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研究社会阶层，对于我们认识当今中国社会阶层的划分有着重要意义。同理，我们关注作为社会交往资源之一的手机使用，在上海这个当今中国最大的国际化大都市，是否会呈现出某种趋势性的阶层化、差异化特征，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经验的研究已经向我们显示:以手机为代表的个人通讯技术(PCTs)蓬勃发展，对个人的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少研究者认为经由电子通讯中介的交往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生活中许多的日常事务都借助诸如手机这样的中介进行交流和保持联络。手机的双重使用(工具性使用instrumental uses和表达性使用expressive uses，Ling， 2004; Ling and Yttri， 2002)正在重构着社会关系网络。手机有助于维系家庭纽带、扩展心理上的邻属认知、促进对通话对象符号性的接近感，促进浪漫关，保持原有的社会关系并促使新型社会关系的产生等。二、交往资源获取与使用的差异在数字技术的扩散过程中，影响是否使用及怎样使用的人口学、社会经济等因素向我们展示了“数码沟”存在的经验证据。与互联网类似，“数码沟”同样存在于手机使用之中;而且，作为社会资本建构的资源，与互联网类似，手机具有多种功能，使得“使用与否”不能成为观察数码沟的唯一指标。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还通过其它指标体现出来，反映了建立在社会经济地位基础上的社会结构性不平等在其它领域的蔓延。比如，Rice和Katz对2000年美国手机采用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调查。他们发现与影响是否采用互联网的因素(收入和年龄)相比，影响是否采用手机的因素主要为收入、工作状况以及婚姻状况。而“有工作”这一因素对采用手机的影响力也在郭良主持的《2007年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长沙、西安、沈阳互联网使用状况及影响调查报告》(以下简称《2007年7大城市报告》)报告中加以呈现:不管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在职人员拥有手机的比例都超过了90%。现有研究还显示，年龄和性别等因素在手机使用方面有显著影响，其中性别差异尤其值得关注，因为它反映了社会不平等通过性别角色定式的渠道所产生的影响。有不少研究者关注到女性在新技术采用当中的不利地位，如郭良《2007年7大城市报告》中称:女性的手机采用率低于男性，其所调查的男性受访者拥有手机的超过了90%，而女性拥有手机的则不到85%。Louis Leung和Ran Wei在香港进行的调查也认为那些不使用手机的人多为老年女性。参考文献于海。《城市社会学文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教育是一种传播现象，教育过程就是一种传播过程。教育传播学是研究教师和学生通过传播行为来建立关系，主要从理论的角度，揭示教育传播的规律，探讨教育传播的知识体系，着重回答教育传播研究中“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教育传播学是教育学的分支学科，在我国的研究开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并在八九十年代出现了短暂的研究热潮，奠定了我国教育传播学发展的基础。然而，９０年代后期至本世纪初，学者对教育传播学的研究却失去了热情。本文对《电化教育研究》和《中国电化教育》自创刊以来刊发的８８篇教育传播学研究主题论文进行内容分析，对研究数量分布、研究主题、作者进行考察，找出了我国教育传播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由于美国ＡＥＣＴ’９４教育技术定义的引入及我国学者对建构主义研究的关注以及以计算机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我国教育技术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领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无暇去研究作为教育技术理论基础的教育传播学的研究，从而导致我国的教育传播学出现了研究的缺失。二、我国教育传播学研究寻踪国外的教育传播研究开始于上世纪的４０年代。１９世纪末以来，开始新技术革命，电子传播媒体陆续进入教育领域，到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越来越先进的电子媒体大量涌入教育领域，给教育发展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促使人们去思考媒体的功能、效果、媒体与教育者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仅仅依靠教育学的理论和方法显然是无能为力的。于是，人们试图用传播的理论与方法去探讨和解决这些问题，这样就开始了教育传播学的研究。我国的教育传播学起步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当时传播学学科的创始人威尔伯・施拉姆多次访问我国，并和香港中文大学的传播学者余也鲁教授在广州、北京和上海等地向我国电教工作者介绍西方传播学的思想，专门讲述了教育传播学的相关内容。１９８２一、教育传播学的地位教育传播学是综合运用传播学和教育学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和揭示教育信息传播活动的过程与规律，以求得最优化的教育效果。它是教育技术学专业一本文作者：徐州师范大学信息传播学院副教授，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与传播学院在读博士１６1/4年，华南师范大学在广州举办教育传播理论讲习班，邀请施拉姆博士和余也鲁教授担任主讲，参加的有来自全国的电教工作者３００余人。讲习班进行了６天，内容共７讲：１．怎样克服对新教育科技的阻力；２．怎样选择教学媒体；３．教学软件制作的路线；４．介绍五个新事物传播的实验；５．介绍两个卫星教学实验；６．电视在现代化教学中的新任务；７．现代媒体教学的理论与实践。威尔伯・施拉姆对我国在传播学的引进和树立教育传播思想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２０世纪８０年传播学研究主题作内容分析，这些研究论文题目的中心词表达的含义基本能反映该文章的研究主题，并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论文内容进行分类，包括基本理论研究、教学实践应用研究、教材资源建设等方面。有关随笔和札记也包括在内（此类文章共５篇），如１９８４年第６期《中国电化教育》刊载的邱质朴、刘万年的报道《希望她能再来中国———记美国教育传播学专家乔安・顿博士》。分析维度为《电化教育研究》和《中国电化教育》代初，我国自国外引进了教育传播的概念和理论，不两本核心期刊自创刊至２００６年底所有教育传播学论少同志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并为建立我国的教育传文的数量分布、研究内容、作者所属机构等几个方面。播学而努力。数据统计和分析及图表产生采用Ｅｘｃｅｌ。在上世纪８０年代末期以后，我国的电教工作者（二）研究结论与分析发表了一些教育传播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和一些重要１．《电化教育研究》和《中国电化教育》两本核心的教育传播学教材。其中南国农先生和李运林教授主期刊自创刊至２００６年底，共检索到与教育传播学相编的《教育传播学》，前后共两个版本（１９９５年版和关的研究论文８８篇。其中，１９９５年前共计４５篇，此２００５年版，高等教育出版社），这是国内第一本系统后，共计４３篇，而在１９９４年前，这两本期刊均为双月完善地阐述教育传播理论的教材，奠定了我国教育传刊，（《中国电化教育》１９９４年由双月刊改为月刊，《电播学研究的基础。还有邵培仁主编的《教育传播学》化教育研究》２０００年由双月刊改为月刊）。所以，相对（１９９２年，南京大学出版社），魏奇和钟志贤主编的来讲，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前我国教育技术领域对《教育传播学》（１９９２年，江西教育出版社），高蕴奇教育传播学的研究是占有比此后更重要的位置。等编著的《教育传播学》（１９９２年，上海教育出版社），这些教育传播学教材的出版，对于教育传播理论体系的发展与完善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此同时，我国的教育刊物特别是电教刊物，如《教育研究》、《电化教育研究》、《电化教育》（即《中国电化教育》，１９９６年改名）、《外语电化教学》等，也陆续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