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阳而生12
行于海洋,海洋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他的历史长河中,一位位英雄在他的惊涛拍浪中诞生,一个个故事在他的襁褓中发生,一场场战争在他的怀里爆发。郑和,中国明初航海家,从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奉命率船队七下西洋,访问了亚非沿岸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了非洲东海岸之麻林地(今属肯尼亚),为世界航海史上的创举。在汉朝,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诞生,它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在近代,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等都在海上爆发,造成巨大损失。举于海洋,海洋对自然界、对人类文明社会的进步有着巨大的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一直与海洋息息相关。没有人不认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直接受益于海洋。航空母舰、潜艇这些都是强国的海上必杀技,可是还是得依靠海洋。海事大兴,国泰民安。只有海上的实力强,才能国家繁荣,人民安乐。正所谓,海事兴,万事兴,民族兴。海洋蕴藏着无数的财富,他是人类的生存之基,是地球的第一大宝藏,是大自然和谐发展的必要条件。我们依赖海洋,依靠海洋而生存,我们应该保护海洋,合理运用海洋资源。可是,我曾经看到,有人往海上扔垃圾;我曾经听到,海上出现了由垃圾堆成的“大陆”,可见,人们在怎样破坏海洋啊!海洋就像是地球的心脏,所有河流都是海洋的筋脉,分布在全球各处,像血红的鲜血在人身体里一样流淌。人类离不开海洋。如果人类离开海洋,人类将无法存活;如果人类离开海洋,人类也不会享受着美丽的大海的风景了;如果人类离开海洋,航行事业也将会作废;如果人类离开海洋,这个地球将不会再拥有宝石蓝色;如果人类离开海洋,这个地球将不再美丽。让我们记住一位哲人曾经说过的话:海洋养育了我们,我们要感谢海洋。作为生命最初的摇篮中的后代,我们光滑的皮肤,我们血管里的血,我们体内循环的水,都是海洋的所有,我们只是海洋的一份子! 
东海丝路 东海起航线最晚始自周武王灭纣,建立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时,他封箕子到朝鲜,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到达朝鲜,教其民田蚕织作。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由此通过黄海最早传到了朝鲜。 南海丝路 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是唐宋以后中外交流的主要通道,以南海为中心,起点主要是广州、泉州,所以称南海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在隋唐以前,海上丝绸之路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到隋唐时期,由于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所阻断,代之而兴的便是海上丝绸之路。到唐宋代,伴随着我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我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航路的纷纷开通与延伸,海上丝绸之路终于替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历代有所变迁。从公元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取代徐闻、合浦成为海丝主港,宋末至元代时,泉州超越广州,并被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明初海禁,加之战乱影响,泉州港逐渐衰落,漳州月港兴起。清代闭关锁国,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 自古以来,海上丝绸之路有多条航线。海上丝绸之路因运送其他货物而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药之路之称。 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两条主线路,比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更为悠久。东海起航线始自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建立之初,武王派遣箕子到朝鲜传授田蚕织作技术。箕子于是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走水路抵达朝鲜。这样,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通过黄海最先传到了朝鲜。秦始皇(公元前221年)兵吞六国时,齐、燕、赵等国人民为逃避苦役而携带蚕种和随身养蚕技术不断泛海赴朝,更加速了丝织业在朝鲜的传播。 中日两国之间一衣带水,通过朝鲜半岛或经由日本海环流水路,交往十分方便。日本自古以来就有关于蚕业的传说。传说在公元前219~210年,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丹,曾派徐福率领童男、童女、船员、百工、数千人东渡日本,传播养蚕技术,日本人民后尊祀徐福为“蚕神”。也有记载说,公元前三世纪,江浙一带的吴地有兄弟二人,东渡黄海至日本,传授蚕织和缝制吴服的技艺。其后,内地人士或经由朝鲜、或从山东出发,三三两两地到日本定居,交往十分密切,并促进了日本蚕业的发展。 据日本古史记载,西汉哀帝年间(公元前6年),中国的罗织物和罗织技术已传到日本。公元三世纪,中国丝织提花技术和刻版印花技术传入日本。隋代,中国的镂空版印花技术再次传到了日本。隋唐时期,日本使节和僧侣往来中国频繁,他们在浙江台州获得青色绫,带回日本作样板,仿制彩色锦、绫、夹缬等,日本至今仍沿用中国唐代的名称,如:绞缬、腊缬、罗、绸、绫、羽等。 唐代,江浙出产的丝绸直接从海上运往日本,丝织品已开始由礼物转为正式的商品。奈良是当时日本的首都,可以说是中国丝绸之路的终点,正仓院则是贮藏官府文物的场所。今日的正仓院已成了日本保存中国唐代丝织品的宝库,其中的很多丝织品即使在大陆也很难见到,诸如彩色印花锦缎、狮子唐草奏乐纹锦、莲花大纹锦、狩猎纹锦、鹿唐草纹锦、莲花纹锦等,还有不少中国工匠当时在日本制作的、兼具唐代风格与日本民族特色的丝织品。 宋代也有很多的中国丝绸被运往日本。元代,政府在宁波、泉州、广州、上海、澉浦、温州、杭州设置市舶司,多口岸向日本出口龙缎、苏杭五色缎、花宣缎、杂色绢、丹山锦、水绫丝布等。明代则是日本大量进口中国丝绸的时期,这一时期,日本从中国输入的生丝、绢、缎、金锦等不计其数。 清初(1644年),统治者担心国内人民出海与明末抗清志士勾结,于是采取海禁政策,后由于国内外的强烈反对而陆续开放。此时,日本仍继续大量进口中国生丝。1633~1672年间,日本每年进口的中国丝仍在20万斤以上,这是由于日本人民服用丝绸十分普遍,而当时的日本国战乱连连、蚕业衰退,国内生产的生丝数量锐减、品质不良的缘故。此时还有山东、陕西、安徽、浙江等地的商人直接从事海上贸易活动,远航至日本等国,以中国的绸绫等换取椒、檀、铜、藤等货物。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中国政府为了换取日本出产的铜,允许中日官方往来,进行丝绸贸易。此后,中国的丝绸更源源不断地被运往日本。 日本在大量进口中国丝绸的同时,积极引进中国的桑种、蚕种和先进技术,并于1868年前后确立了振兴蚕丝业的基本国策,积极学习欧洲的蚕丝实验科学,订立奖励专利政策,兴办科教机构,蚕丝业从此欣欣向荣。1909年,日本出口的生丝已达到8372吨,超过了中国(7480吨),位居国际首位,其后并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中国直到1977年产丝量才重又超过了日本。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 自宋代开始,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江南和四川成为丝绸主要产区,海外贸易进一步繁荣。据史籍记载,印度、罗马、东南亚、东非等50多个国家的海船常常直接到中国南方各地采购丝绸。 宋代的造船技术已经相当发达,此时已经发明指南针并用于航海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广东阳江海域发现了一艘宋代的巨大沉船,命名为“南海一号”,这是一艘远洋货船,据初步探测,整船装载文物约有五万到八万件,相当于一个省级博物馆藏品的总量,船体巨大,其运载能力是沙漠之舟的骆驼所无法比拟的。当时的大船有的长达五六十米。这艘沉船的发现,展示了茫天沧海,帆影重重的海上丝绸之路昔日的繁华与沧桑。 当时的贸易方式,一种为“朝贡贸易”,即外国商人以呈献当地物产为主,宋王朝以回赠丝绸等贵重物产作为答谢,回赠的价值往往远远超过贡物的价值。朝贡贸易的地区,远至波斯湾和非洲东岸的一些国家。另一种为“市舶贸易”,即正式的交易,宋朝在广州、泉州、杭州、明州(今宁州),秀州(今嘉兴)、温州、江阴、密州(今山东诸城)等地设立了市舶司,专门管理对外贸易,政府征收商税,并鼓励中国商人出海贸易,出口物资也是丝绸(此外陶瓷和茶叶也很多),当时的海港以扬州、泉州和广州最为繁荣,这也促使珠江三角洲和福建地区大力发展蚕丝生产。直航路线也越来越远,从南洋到印度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东非海岸。这主要得益于当时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的进步,而且海运也比陆运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