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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1)引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古今往来历史上有多少志士仁人为捍卫祖国的尊严，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鞠躬尽瘁，舍生忘死。爱国志士永垂青史，受人景仰，卖国奸贼遗臭万年，遭尽世人唾骂。历史公正的裁决，早已昭昭在世！(2)事实论据文天祥宁死不屈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坐了三年土牢，多次严辞拒绝了敌人的劝降。一天，元世祖忽必烈亲自来劝降，许以丞相之职，他毫不动摇，反而斩钉截铁地说：“唯有以死报国，我一无所求。”临刑前，监斩官凑近说：“文丞相，你现在改变主意，不但可免一死，还依然可当丞相。”文天祥怒喝道：“死便死，还说什么鬼话！”文天祥面向南方慷概就义了，给世人留下一首撼人心弦的《正气歌》。陈天华遥寄血书革命家陈天华，在日本留学时，听到沙俄军队侵占满洲，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又要同沙俄私订丧权辱国条约的消息后，他悲愤欲绝，立即在留学生中召开拒俄大会，组织拒俄义勇军，准备回国参战。回到宿舍后，咬破自己手指，以血指书写救国血书，在血书里陈述亡国的悲惨，当亡国奴的辛酸，鼓舞同胞起来战斗……他一连写了几十张，终因流血过多而晕倒，可嘴里还在不停地咸：“救国！救国！”别人把他救醒后，他坚持把血书一份一份装入信封，从万里迢迢的日本寄回国内。读到的人无不感动。吴玉章维护国家尊严老革命家吴玉章，年轻时东渡日本留学。1904年元旦，因清朝末年中国贫弱，日本帝国看不起中国，在悬挂的万国旗中，故意不挂中国国旗。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吴玉章挺身而出，代表留日学生向学校当局严正提出：必须立即向中国学生道歉并纠正错误，否则，就要举行罢课和绝食以示抗议。学校当局在中国爱国留学生的强大压力下，只得认错道歉。杨靖宇献身抗日民族抗日英雄杨靖宇曾担任“南满抗日联军”司令，从1934年一直到1940年沙场献身为止。在艰苦征战的六年中，他身先士卒地在白山黑水、林海雪原里打击日寇。面对敌人的重兵围剿，杨靖宇率部顽强战斗，使敌人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日酋对他又怕又恨，调集重兵围困。有人劝杨靖宇投降，他斩钉截铁地说：“不，我有我的信念。”最后，弹尽粮绝，杨靖宇在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壮烈牺牲。敌人残忍地用刺刀剖开他的肚子，杨靖宇肚里没有一粒米，有的只是树皮、草根和棉絮。科学家献身祖国1946年，美国某大学以优厚的条件聘请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为终身教授。但他回答说：“为了抉择真理，为了国家民族，我要回国去！”终于带着妻儿回到了北平（今北京）。回国后，他不仅刻苦致力于理论研究，而且足迹遍布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用数学解决了大量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被誉为“人民的数学家”。此外，还有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生物学家童第周、核物理学家钱学森，高能物理学家张文裕，化学家唐敖庆……他们个个都满怀爱国之志，为国家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安徒生跟老友断交丹麦著名童话作家安徒生跟德国的奥古斯登堡原来是要好的老朋友。1848年普鲁士侵入丹麦的国境，这种侵略行为引起安徒生的极大愤怒。四年后，他到德国去旅行。许多德国朋友涌到车站去迎接他。一位朋友说：“奥古斯登堡公爵夫妇在家里等您，希望您去和他们会见。”“我不愿去见他们，奥古斯登堡参加了四年前普鲁士侵丹麦的战争，我怎么能去看这家人呢？”安徒生愤怒地说着。从此，两位老朋友断交了。“把我的心脏带回祖国”波兰著名作曲家钢琴家萧邦，19岁从音乐学院毕业时已经很有名气了。后来他决定出国深造。在朋友举行的送别晚会上，朋友们赠送给他一只装满祖国泥土的银瓶。这只银瓶一直伴随着他19年。1849年秋天，萧邦病重垂危。临终前，他嘱咐从华沙赶来的姐姐：“波兰反动政府不会允许将我的遗体运回华沙，就把我的心脏带回祖国去。”(3)理论论据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自题小像》男儿七尺躯，愿为祖国捐。《革命烈士诗抄陈辉诗》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李大钊《厌世心与自觉心》国既不国，家何能存？《革命烈士诗抄杨靖宇诗》爱国不分先与后，徘徊终久误前程。朱蕴山《赠台湾旧友》爱国如命，见义勇为。蔡锷《致柏文蔚电》爱国，是一种极高贵的感情活动。茅盾《给青年作家的公开信》爆裂同拚歼贼臣，男儿爱国已忘身。秋瑾《吊吴烈士樾》祖国陆沉人有责，天涯飘泊我无家。秋瑾要想着收咱失地，别忘了还我河山。冯玉祥捧出一颗丹心，献与亿兆生灵。陶行知《不投降歌》临患不忘国。《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国耻未雪，何由成名？唐李白《独漉篇》苟利国家生死似，岂因祸福避趋之？清林则徐《赴戌登程口占示家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清顾炎武《日知录正始》匈奴不灭，无以家为！《汉书卫青霍去病传》杀身有地初非惜，报国无时未免愁。宋陆游《登慧照寺小阁》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宋文天祥《指南录扬子江》一寸山河一寸金。《金史卢产伦传》一身救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宋陆游《夜泊水村》人民不仅有权爱国，而且爱国是个义务，是一种光荣。徐特立《怎样实施爱国主义教育》丈夫当为国，破敌如摧山。唐韦应物《寄畅当》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们的祖国和人民。邓小平忧国耻为睁眼瞎，挺身甘上断头台。《革命烈士诗抄熊亨瀚诗》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候。唐岑参《送人赴西安》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徐锡麟《出塞诗》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人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明顾宪成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三国曹植《杂诗六首》轻生本为国，重气不关私。南朝江晖《雨雪曲》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三国曹植《白马篇》愿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掊土。宋李清照《上枢密韩公、兵部尚书胡公》我重视祖国的利益，甚于自己的生命和我所珍爱的儿女。 [英] 莎士比亚《科利奥兰纳斯》凡是不爱自己国家的人，什么都不爱。 [英] 拜论《福斯卡里父子》纵使世界给我珍宝和荣誉，我也不愿离开我的祖国，因为纵使我的祖国在耻辱之中，我还是喜欢、热爱、祝福我的祖国。 [匈牙利] 裴多菲《我是匈牙利人》我的祖国，我为你歌唱，为这片自由可爱的土地歌唱。 [美] 史密斯《美国》在你把爱国之心从人类中间驱除之前，不会有一个太平的世界。 [英] 萧伯纳《VC奥弗菜厄蒂》爱国者的话是最有价值的。鲁迅《论辩的魂灵》爱国的主要方法，就是要爱自己所从事的事业。谢觉哉《爱厂如家》为祖国倒下的人，他的死是光荣的。 [古希腊] 荷马《伊利昂记》当他爱他的国家的时候，他的国家也尊重他。 [英] 莎士比亚《科利奥兰纳斯》我无论做什么，始终想着，只要我的精力允许的话，我就要首先为我的祖国服务。[俄] 巴甫洛夫《1935年工作的展望》我是你的，我的祖国！都是你的，我的这心、这灵魂。 [匈牙利] 裴多菲《我是匈亚利人》国之不存，身将焉托？蔡锷《讨袁通电》报国寸心坚似铁。宋陆游《大雪歌》 
100年来的中日关系经历了空前的巨大变迁。双方关系由近及远，再由远及近，其摆动幅度之大世界少有。其间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从918事变开始长达1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这场战争对中国经济社会和人民带来的灾难自不待言，对战后至今甚至今后一、二十年的中日关系(尤其是中国人的对日观)仍会带来深远的消极影响。 侵华战争为何发生？它既有帝国主义列强竟相分割世界的背景，又有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主导之内因。这场战争给21世纪中日关系留下的最大经验教训是: 在主权国家时代，每个国家都有寻求本国发展的权利，不应以牺牲别国利益为前提。追求一时得益而伤害其他民族对本国长期利益的损害远大于一时的收益，实际上得不偿失。孙中山先生在20世纪初主张在国际关系上推行“王道”以取代西方的“霸道”，还主张亚洲各国平等联合。这就是强调东方国家之间的关系要以德为上，互相留有余地，不乘人之危、逼人到墙脚，不能套用西方列强和殖民主义者的做法。这一主张对21世纪的中日关系和亚太合作仍有启示。 历史问题迄今一直是影响中日关系的最大障碍。日本不能在彻底深刻地反省、总结近代侵华战争的前提下早日面向未来，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大遗憾。但受到损害最大的是日本自己。这成为日本与周围各国建立互信的一条鸿沟，也使日本在成为“普通国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席位、在世界上发挥其与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作用等问题上无法取得中韩等国的由衷支持。 问题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怎样重新把握和处理这一敏感问题，使之纳入到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轨道上来？ 中国一直要求日本干干净净地解决历史问题，除了感情因素外，可能主要还是出于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疑虑。此外，似乎还一种中国式“治病救人”的善良意识，期待日本能够像德国那样有大国胸怀，“尽快解脱历史包袱”。军国主义复活已几乎不可能，对此国内现在有了一定的共识，对日本国内大部分国民要和平不要战争的意识及其社会状况国内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意识到，经济的高速发展应给中国带来自信，带来新的视角和更宽的视野，认识到中国的发展本身就是对复活军国主义的一大牵制。 而中国希望日本有德国那样的表现，这本身是否可以说是期待过高？某一位驻日大使说过，日本历史上没有过真正的世界大国意识，总是跟着别的强国走。明治维新以前是跟中国，之后是“脱亚入欧”靠英国，二战其间是有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才敢挑战美苏，战后则奔走于美国的车前马后。而德国的确是世界大国，不怕否定自己的过去以求得东山再起。对日德在历史问题上表现的巨大差异，日本政学界有不少人以“中日两国的历史观不同”“日本与德国情况不同”来搪塞。不管其辩解的内容如何，在有没有大国心胸、大国战略这一点上，他们也许是对的。或许可以说，期待日本痛痛快快地解决历史问题然后“重做大国”，这是一个过于善良的美好的愿望？既不可教也，奈何再三诲之? 关键是，什么对中国最重要、最有利？与日本的经济合作，对中国的现代化非常重要；与日本人民的相互信赖合作关系，真正有利于地区和平；与日本的政治外交合作，对中国维护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共同创建亚太新的合作机制、阻止唯一的超级大国在本地区为所欲为有决定性意义；与日本搞好关系，也是包抄了台独势力的后院。反之，如果中日交恶，对中国内政外交都没有什么益处，只有美国高兴，日本右派高兴，台独高兴。也许有人会说“宁失千金，要争这口气”，但中国现在有了比争一口气更高的目标。 我觉得，在内外形势、内政外交的工作重点发生变化后，不管对方如何，“以我为主”地进行一些对日政策的调整，可以从解放战争中毛主席对滞留和离开陕北的两次定位上得到一些启示。1947年3月，胡宗南攻占延安，毛带着小部队在陕北山区与之周旋，并宣布不收复延安就不离开此地。但到了48年3月，尽管延安尚未收复，毛带领中央机关东渡黄河。前者着眼于把国民党军队机动力量牵制在黄土高原，是正确的决策；而后者是因为全国战局已发生了根本转折，毛把目光放到了解放全中国这一更大的目标上，历史证明，也是正确的决策。 概而言之，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如何权衡历史问题与国家最高利益这两者的关系。过去中国没有精力和自信去放眼世界、展望未来，所以眼中更多的是盯住日本，必然重视历史问题。但是中国的外交重点已转为建立亚洲多边合作、经济共同体以及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那么就必须对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重新定位，即如何不使历史问题影响中国更远大的国际战略？ 在靖国神社(主要是指日本政府领导人对A级战犯牌位的参拜)问题上中国没有什么退路，让中国人民在现在的状况下忘记那场战争也不可能，所以必要的时候还是要抗议、反驳、批判，但不必把历史问题当作整个中日关系的前提和基础，而是把它当作一个部分，使之不影响其他方面的正常交往，并在扩大交流、争取更多日本国民支持中日友好的过程中予以解决和超越。借用日语的说法，前者是“入口”解决法（即先解决历史问题然后发展关系的思路），后者是“出口”解决法（主张在发展关系的过程中予以解决的思路），两者都可以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不意味着是单方面退让，而是一种立足于现实的高层次思考，是要寻求一种既不回避历史问题又对中国国家利益最为有利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