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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你个相关文章 参考下吧 千古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 你懂得！！ 一、绍兴酒的起源 陈瑞苗副研究员说，研究绍兴酿酒的起源，既要以古代的文献记载作为依据，更要重视新发现的考古资料。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酒器陶�，是当时越族先民聚居地已经酿酒饮酒的重要物证。河姆渡虽不属于今天的绍兴市范围，但当时的绍兴属于河姆渡文化圈却是确凿无疑的。不论陶�所盛之酒与勾践激励将士之酒是否相同，也不论春秋时期於越所酿之酒与以后的绍兴老酒是否相同，都不能否认绍兴在河姆渡文化时代已经开始酿酒的史实。 林文彪先生也认为，源自河姆渡文化的水稻大面积种植，为绍兴黄酒业的崛起提供了充足的原料，绍兴酿酒业发端于7000年以前的河姆渡文化时代。古越先民继承了这一酿酒传统，绍兴黄酒与河姆渡米酒是一脉相承的。虽然《国语》、《吕氏春秋》、《颜氏家训》等古籍中提到的绍兴酒与今天流行的绍兴酒不同，即“都不是黄酒”，但它们无疑都是绍兴酒的滥觞。 二、酒与文人 酒与文人的关系，一直是酒文化研究中的热门话题。 刘亦冰先生的《绍兴名士与绍兴老酒》一文，从“劳军犒士，激励斗志”、“以文会友，借酒助兴”、“壮志未酬，以酒遣愁”、“修身养性，颐养天年”、“酒德若人，饮而有节”等5个方面历数了绍兴名士的酒典故，并总结说：“名士之成就，并非仰赖于老酒坛子；而酒之积极功能，在其人生价值的追求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钱茂竹副教授在《试论兰亭流觞的历史影响》一文中，对东晋永和九年王羲之等人的兰亭之会作了三个方面的探讨，认为这次活动除了在中国书法史和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外，客观上还起到了交流学术思想观点的作用，因此在中国思想史上也有重大意义。这一观点，受到与会学者的关注。 邹志方教授的《镜湖之畔两酒仙》一文，以材料取长，搜集了贺知章和陆游在镜湖之畔创作的大量酒诗，从而凸现出他们作为“酒仙”的身份，受到与会学者的好评。 王致涌的《文人尚酒深层原因剖析》一文，既深入探讨了文人活动在中国酒文化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又详细地叙述了中国酒文化对文人生活的各种影响，并认为：“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正是中国的酒文化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酒文化，而且内涵尤其丰富深广的原因之所在。” 三、酒与“三市”建设 如何使绍兴黄酒和绍兴酒文化成为推进绍兴“三市”建设的重要力量，是与会学者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陈华建先生认为，绍兴有着悠久的酿酒历史和丰富的酒文化资源，这是绍兴城市品位和文化个性的重要体现。今天的绍兴酿酒业，已经成为绍兴最重要的经济支撑点之一，有相当的产品数量和独特质量。现在我们要把绍兴建设成为经济强市、文化名市和旅游大市，绍兴酿酒业就必须有更大的发展，同时还要大力开发酒文化产业，让绍兴的酒文化有更多更好的载体和表现形式。 张嘉兴先生认为，绍兴丰富的旅游资源，当然包括了享誉海内外的“绍兴老酒”在内，在绍兴众多的旅游商品中，“绍兴老酒”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在绍兴旅游业20余年的发展历史中，“绍兴老酒”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酒都之旅”、“水乡风情游”、“书道之旅”这三个最具生命力的绍兴专题旅游项目中，都有“绍兴老酒”的参与。但是，“绍兴老酒”的旅游功能还远远没有释放出来。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加强绍兴酒文化的研究，加强对“绍兴老酒”旅游商品的开发，努力创造“绍兴老酒”旅游利用的载体。如果我们有了比较完整的酒文化旅游系列，有了充满情趣的“酒道”，相信绍兴的旅游活动将会更加丰富多彩。 关于“酒道”，戴尔康先生提交了专题论文。他认为，所谓“酒道”，就是正式宴会、习俗宴会和家庭宴会上的礼仪行为，是一套约定俗成的吃喝规范，也是饮食本身的专类研究，其目的是创导文明饮酒，礼仪吃喝。戴先生把绍兴酒道分为“正规道”、“休闲道”和“习俗道”三种，他认为，这些酒道，不仅是绍兴酒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一个民族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茶文化历史 “茶”字的起源，最早见于我国的《神农本草》一书，它是世界上最古的第一部药物书。据有关专家考证，该书为战国时代（公元前5年－一公元前221年）的著作。 我国茶圣一－唐代陆羽于公元758年左右写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茶经》，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栽茶、制茶、饮茶、评茶的方法和经验。根据陆羽《茶经》推论，我国发现茶树和利用茶叶迄今已有四千七百多年的历史。 茶叶在我国西周时期是被作为祭品使用的，到了春秋时代茶鲜叶被人们作为菜食，而战国时期茶叶作为治病药品，西汉时期茶叶已成为主要商品之一了。从三国到南北朝的三百多年时间内，特别是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家利用饮茶来解除坐禅瞌睡，于是在寺院庙旁的山谷间普遍种茶。饮茶推广了佛教，而佛教又促进了茶灶的发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茶佛一味”的来源。到了唐代，茶叶才正式作为普及民间的大众饮料。 茶叶自古以来就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唐朝时，日本僧人最澄来我国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研究佛学，回国时带回茶籽种植于日本贺滋县（即现在的池上茶园），并由此传播到日本的中部和南部。南宋时，日本荣西禅师两次来到中国，到过天台、四明、天童等地，宋孝宗赠他“千光法师”称号。荣西掸师不仅对佛学造诣颇深，对中国茶叶也很有研究，并写有《吃茶养生记》一书，被日本人民尊为茶祖。南宋开庆年问，日本佛教高僧禅师来到浙江径山寺攻研佛学，回国时带去了径山寺的“茶道具”、“茶台子”，井将径山寺的“茶宴”和“抹茶”制法传播到日本，启发和促进了日本茶道的兴起。 我国宋代时就已有阿拉伯商人定居在福建泉州运销茶叶；明代郑和下西洋，茶叶也随着销售到东南亚和南部非洲各国。明代末期，公元1610年荷兰商船首先从澳门运茶到欧洲，打开了中国茶叶销往两方的大门。 我国关于茶馆的最早记载，要算唐代开元年间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了，其中有“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唐宋以后，不少地方都开设了以卖茶水为业的茶馆。到了清朝，民间曲艺进入茶馆，使茶馆成为文化娱乐和休息的场所。 相传我国最大的茶馆是四川当年的“华华茶厅”，内有三厅四院。成都茶馆设有大靠背椅，饮茶聊天或打盹都极为舒适。 我国人民历来就有“客来敬茶”的习惯，这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文明和礼貌。古代的齐世祖、陆纳等人曾提倡以茶代酒。唐朝刘贞亮赞美“茶”有十德，认为饮茶除了可健身外，还能“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心”、“以茶可行道”。唐宋时期，众多的文人雅士如白居易、李白、柳宗元、刘禹锡、皮日休、韦应物、温庭筠、陆游、欧阳修、苏东坡等，他们不仅酷爱饮茶，而且还在自己的佳作中歌颂和描写过茶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