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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是谁写的？哪个出版社出版的？ 
从《读书杂志》看社会史论战（2）历史论文论文四 《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辑的热闹场面由朱、陶二人的书信往来，社会史论战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先是1931年5月1日，《读书杂志》第1卷第2期出版，陶希圣派的朱伯康发表了《中国社会之分析》一文。朱伯康(1907－) ，浙江温岭人，时为上海劳动大学经济系四年级学生，后留学德国，解放后任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朱伯康首先提出了一个五阶段的社会形态连接公式。他说：“一切正常的社会，其发展的阶段恒是这样进行的：原始共产社会，古代奴隶社会，中世封建社会，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将来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社会底发展，也大致不外如此。”这段话非常值得关注。首先，它与斯大林后来所钦定的“五形态说”是一致的。其次，他是在肯定历史发展规律的普遍性的前提下来阐述中国问题的。再次，就当时的论述看，明确提出的五形态的论调，在《新思潮》派之外，并不多见，因而朱伯康的这段话显得特别突出，不失为社会史论战众多文字中简洁而有力的论断。从消极的角度看，后来五形态说成为一统天下的基本教条，朱伯康也算是前驱先路的人物之一了。但是，朱伯康并不认为当时的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他认为，中国社会的特质是各种异质的东西混杂在一起：自然经济、商品经济、金融资本杂然并存，政治上武力割据而又含有封建意味，官僚主义的士大夫身分与相纠葛，宗法势力支配下的家族制度广泛存在。这些特质混杂在一起，就使得中国社会成为了一个“殖民地化过程中之前期资本社会”。这是典型的陶希圣派观点。这个观点包含两个要件：一个是“殖民地化”，对应的是“帝国主义”；一个是“前期资本主义”，对应的是“封建势力”。从第一个要件看，“帝国主义是中国经济上最优势的统治者！在帝国主义的重重束缚与压迫之下，中国的民族工业是没有法子可以兴盛的，没有法子可以独立发展的，只有在不独立的、走向殖民地的条件下才有发展的可能！如果殖民地经济走上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帝国主义便失去了商品市场与原料的供给，便是帝国主义经济基础的根本动摇。”就是说，“殖民地化”是帝国主义统治压迫的结果，同时又是摆脱这种统治和压迫的前提条件。从第二个要件看，“前期资本主义”之所以成其为“前期”，就是因为伴随着残余的封建势力。这两股对抗的势力胶着在一起，便使得社会成为一种过渡的形态。因此，残余封建势力的挣扎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猛进，便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两个特点。由这两个特点，便很自然地引申出了中国革命的任务，即“中国的革命，根本是反帝国主义，是民族主义的民族革命。同时，中国的革命又必须是反封建的。反封建的革命，必须在民权主义领导之下方能实现。然而，革命的真正目的，在于根本推翻经济的组织，即改变经济基础，所以中国的革命，又必须在民生主义实现以后，方能收最后的成功。因此，中国革命实在是三者民族、民权、民生相连环的国民革命。其目的，在于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以求实现国际地位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的平等。这个革命责任的领导者不消说是中国国民党。”很显然，这是地道的国民党左派的立场和观点。这一主张，正是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所要达致的革命目标，也是那个时期国共两党至少在台面上的共识。大革命失败后，朱伯康还在坚持那时候的主张，并试图作出理论阐述，为之提供理论依据。就时间上看，这是一种迟到的理论。从渊源上看，可以看出陶希圣一系实渊源于国民党左派，而非右翼。从与中共的主张做比较的角度看，它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主张还是颇有契合之处的。朱其华与陶希圣的书信往来以及朱伯康文章的发表，还是社会史论战的大幕拉开。真正将论战展开并推向高潮的，是《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辑的出版。
读书与享受 高尔基说：“书籍鼓舞了我的智慧和心灵，它帮助我从腐烂的泥潭中脱身出来，如果没有它们，我就会溺死在那里面，会被愚笨和鄙陋的东西呛住。”可见读书的作用之大，对他而言，读书就是一剂良药，这不正好验证了我过汉代刘向所说的“书犹药也，善读可以医愚”的道理吗？ 我完全支持他们的说法，但是对于我而言，读书，更是一种享受。 在你休闲的时候，不防坐在公园的凳子上或是庭院里，一边享受阳光的沐浴和风的轻抚，一边读一些优美的散文，你会觉得心情舒畅，一切都很好美！ 书是逆境中的慰藉，当你遭受挫折，意志消沉或心情烦闷时，何不去找一些励志作品读一读呢？比如罗曼。罗兰的《名人传》，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学学他们是如何面对挫折的，在自己思想的王国里与他们对话，激励自己的斗志，从而使自己勇敢的面对困难，乐观的看待一切。 在你感到孤单的时候，为什么不去与书伟伴呢？书，是我们永远的朋友。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细细品味作者的思想感情，与自己的思想结合起来，自由自在的翱翔，无拘无束的畅游。难道你会在与朋友的宴会上谈论知识吗？难道你会在喧闹的街道上思考人生的价值吗？因此，孤独有时候的伟大的，在孤独时读书，更是一种独特的享受。 从小学开始，老师就教育我们，不要用华丽的外表来装扮自己，而要用知识来充实自己。我们可以不富裕，但不能没有知识；我们可以不美丽，但不能不充实。因为知识上富有可以享受心灵上的满足。 读书，是一种境界，只要你钻进去，就会发现有无穷的乐趣和价值。 “鸟鱼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正值青春期的我们有着积极进取的心态，有着勇于拼搏的豪情。因此，我们应该把读书作为一种享受，善于读书，热爱读书。从中提高我们的道德修养和自身的价值。
陈平原: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zz 阅读这一行为，在我看来，本身就具备某种特殊的韵味，值得再三玩赏。在这个意义上，阅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只是这种兼具手段与目的的阅读，并非随时随地都能获得。在《大英博物馆日记》的后记中，我引了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篇”里的王子猷夜访戴安道的故事。真希望“读书”也能到达这个境界：“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考试？何必拿学位？何必非有著述不可？当然，如此无牵无挂、自由自在的“读书”，是一种理想境界，现实生活中很难实现。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一、读书的定义 什么叫“读书”，动词还是名词，广义还是狭义，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读书，还是“学得好不如长得好，长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读书？看来，谈论“读书”，还真得先下个定义。 “读书”是人生中的某一阶段。朋友见面打招呼：“你还在读书？”那意思是说，你还在学校里经受那没完没了的听课、复习、考试等煎熬。可如果终身教育的思路流行，那就可以坦然回答：活到老学到老，这么大年纪，还“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一点也不奇怪。 “读书”是社会上的某一职业。什么叫以读书为职业，就是说，不擅长使枪弄棒，也不是“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过去称读书郎、书生，现在则是教授、作家、研究员，还有许多以阅读、写作、思考、表达为生的。 “读书”是生活中的某一时刻。“都什么时候了，还手不释卷？”春节放假，你还沉湎书海，不出外游览，也不到歌厅舞厅玩乐。 “读书”是精神上的某一状态。在漫长的中外历史上，有许多文化人固执地认为，读不读书，不仅关涉举动，还影响精神。商务印书馆出版加拿大学者曼古埃尔所撰《阅读史》(2002)，开篇引的是法国作家福楼拜1857年的一句话：“阅读是为了活着。”这么说，不曾阅读或已经告别阅读的人，不就成了行尸走肉？这也太可怕了。还是中国人温和些，你不读书，最多也只是讥笑你俗气、懒惰、不上进。宋人黄庭坚《与子飞子均子予书》称：“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之，则俗尘生其间，照镜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问题是，很多人自我感觉很好，照镜从不觉得面目可憎，这可就麻烦大了。 这四个定义都有道理，得看语境，也看趣味。以前说“学而优则仕”，现在变了，是“仕而优则学”——这后一个“学”，当然是装模作样的了，“‘官大学问大”嘛。中国特有的学历高消费，让人哭笑不得。如果有一天，连学校里看大门的，也都有了博士学位，那绝不是中国人的骄傲。眼看着很多年轻人盲目“考博”，我心里凉了半截，我当然晓得，都是找工作给逼的。这你就很容易明白，很多皓首穷经的博士生，一踏出校门，就再也不亲近书本了，还美其名曰“实践出真知”。想到这些，我才格外欣赏那些不为文凭，凭自家兴趣读书的人。在北大教书，自然是看好自己的学生；可对那些来路不明的“旁听生”，我也不敢轻视，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教室里有位子，你尽管坐下来听。这种不太符合校规的通融，其实更适合孔夫子“有教无类”的设想。 拿学位必须读书，但读书不等于拿学位。这其中的距离，何止十万八千里。1917年，蔡元培到北大当校长，开学演讲时，专门谈这问题，希望学生们以学问为重，不要将大学看做文凭贩卖所(《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第二年开学，蔡先生再次强调：“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北大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日后回想北大十年，蔡先生很得意，以为他改变了中国人对于大学的想像(参见《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以及《自写年谱》)。现在看来，蔡先生还是过于乐观了，成为“贩卖知识之所”的大学，以及视大学为“养成资格之所”的学生，当今中国，比比皆是。 大致感觉是，今日中国，“博士”吃香，但“读书人”落寞。所谓“手不释卷”，变得很不合时宜了。至于你说读书能“脱俗”，人家不稀罕；不只不忌讳“俗气”，还以俗为雅，甚至“我是流氓我怕谁”。 二、读书的成本 现在流行一个说法，叫“经济学帝国主义”，说的是经济学家对自家学问过于自信，不只谈经济，还谈政治、文化、道德、审美等，似乎经济学理论能解决一切问题。于是，讲机会，讲效率，讲成本核算，成了最大的时尚。你说“读书”，好吧，先算算投入与产出之比，看是否值得。学生选择专业，除个人兴趣外，还有成本方面的考量，这我理解。我不谈这些，谈的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以及精神状态的“读书”。 作为一种物质形态的“书籍”，与作为一种社会行为的“读书”之间，有某种微妙的关系，值得仔细钩稽。这里所谈论的“读书成本”，带有戏拟的成分，可博诸位一笑。 那是一则现代文学史上的公案。这么多劝学诗文，最有趣的，莫过于《礼拜六》的说法：“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健康，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也。”也就是说，读书好，好在既便宜，又卫生。“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王钝根《<礼拜六>出版赘言》)《礼拜六》诸君越说越邪乎，甚至在报纸上登广告：“宁可不娶小老嬷，不可不看《礼拜六》。”这下子可激怒了新文学家，叶圣陶撰《侮辱人们的人》，称：“这实在一种侮辱，普遍的侮辱，他们侮辱自己，侮辱文学，更侮辱他人！”宁肯不娶小老婆云云，当然是噱头，不可取；可也说出实情：随着出版及印刷业的发展，书价下降，普通人可以买得起书刊，阅读成为并不昂贵的消费。起码比起大都市里其他更时髦的文化娱乐，是这样。我说的不是赌博、吸毒或游走青楼等不良行为，比起看电影，听歌剧，观赏芭蕾舞、交响乐来，读书还是最便宜的——尽管书价越来越贵。 现在好了，大学生在校园里，可以免费上网；网上又有那么多文学、史学、哲学名著，可以自由阅读乃至下载。好歹受过高等教育，工作之余，你干什么？总不能老逛街吧？听大歌剧、看芭蕾舞，很高雅，可太贵了，只能偶尔为之。于是，逛书店，进图书馆，网上阅读等，成了日常功课。可问题又来了，阅读需要时间。 十几年前，在香港访学，跟那里的教授聊天，说你们拿那么多钱，做出来的学问也不怎么样，实在让人不佩服。人家说，这你就外行了，正因为钱多，必须消费，没时间读书。想想也有道理。大家都说七七、七八级大学生读书很刻苦，他们之所以心无旁骛，一心向学，除了希望追回被耽误的时光，还有一点，那时的诱惑少。不像今天的孩子们，目迷五色，要抵抗，很难。我的经验是，穷人的孩子好读书，一半是天性，以及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一半则是无奈，因太时尚太高雅的娱乐玩不起。不过，没关系，这种选择的限制，有时因祸得福。作为生活方式的读书，对财力要求不太高，反而对心境和志趣要求更高些。麻烦采纳，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