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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的人文意识或人文观念来理解和把握科学的价值，有助于把握科学的技术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精神价值的辩证统一。对于处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中国来说，当然应当充分挖掘并利用科学的技术资源和经济资源，以此来带动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实现现代化不仅仅只是经济的巨大发展，它更是意味着包括思想、道德、文化、观念等在内的社会的全面进步。因此，人们在突出强调科学的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同时，也应当高度重视科学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充分挖掘和利用科学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资源，从而促进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 真理既具有客观性又具有价值性。真理的客观性是指，真理的内容是对客体的本质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不附加任何主观随意想像的成分。真理的价值性是从真理对主体的意义和效用上考察，是对真理的作用、意义、功能的揭示和反映。真理的价值性是以真理的客观性为基础的，也就是说，真理的价值恰恰在于它是客观真理，揭示了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人们用真理指导实践，可以实现既定的目的。另外，真理的价值性还表现在它是主体能力的基础，是实现人的自由的必要条件。人掌握的真理愈多，能力愈强。 作为哲学范畴的价值，是指客体以自身属性满足主体需要的效用关系。价值由两方面构成：一是主体的需要和利益，二是客体的某种属性或性能，价值是在二者关系中生成的。因此，价值既有客观性，又有主体性。价值的客观性表现在：价值必须以客观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属性为现实基础，人的需要受社会历史条件制约。价值的主体性表现在：客观事物的某种属性是否能实现价值的满足要以人的需要为基准；另外，同一客体对于不同的主体的价值满足带有主体的个性特征。 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的发展和阶级对立的日益尖锐，19世纪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孕育了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萌芽，并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概念。但是，由于依赖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些思想家关于人的发展观存在着巨大的缺陷，从总体上看是非科学的。 科学观念是现代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一切，科学使人明白过去做不出来的东西我们可以做出来了，但是做出来的东西也可能造福于人类，也可能不。比如原子弹，生物武器，对人类造成伤害。所以我们还要有人文思想，而人文思想呢，它始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人。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就是把创造出来的东西，始终造福于人类，而把它对人类的危害降低到最低程度。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人类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最为宝贵的两种精神。二者之间有着共生互补的关系。在人类社会的改造建设中，只有将二者并重，才能保证发展实践的正确取向和成功。 在新的世纪，对于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而言，既充满了机遇，又面临着挑战。一方面，对上一世纪科学危机的反思使人们认识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的必要性，从而为二者的再度融合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而延续上一世纪的科技成就，人类社会迎来了倡导协调、持续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这就更使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再度融合成为了可能。但另一方面，人类社会迄今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利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的主、客观因素，这些因素在当前科技发展迈向纵深的时代背景下极有可能发挥越来越大的干扰作用。因此，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冷静分析问题，思考在机遇与挑战中怎样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创造条件就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任务。在当前的形势下，促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人类的一项长期任务。只有社会生产力的全面提高，才能将人们从物质匮乏的窘境中解放出来，从而也才能为人的全面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并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创造前提条件。毫无疑问，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也就意味着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但必须注意的是，现阶段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类应加强科技领域的研究，力求在更尖端的科技领域获得突破，从而进一步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并从中谋求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技术方案；另一方面，人类在加强科技领域的研究的同时，应吸取以往的教训，将人文精神介入到科学研究中，在实践中使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有机融合，为科学研究指引正确的方向。 (二)改革和完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导致了人和社会的“单向度”发展。只有改革现有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将“单向度社会”纳入平衡发展的轨道，人们才有可能在合理社会制度的规范和指引下，充分关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问题。在具体措施方面，政府应该采取强有力的经济和行政手段，将宏观指导与微观调控相结合，对本国的发展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来加以引导，完善监督机构，并以严格的行政执法为强制性保障，严厉打击和控制违规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带有强制性的意味，但这至少是较为可行有效的方法。 (三)改革现有不合理的学科设置和教育方式，加大人文学科的资金投入，倡导人的均衡发展 现有不合理的学科设置、教育方式和教育资金投入，使得科学学科与人文学科相对立，这是导致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互相背离的重要因素。在已经意识到学科设置不合理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应努力调整学科配置，学科设置不仅要适应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还要顺应人的精神完善的需要。教育课程不应仅仅被当作是训练和灌输的工具，更应该被当成发展学生对伦理道德、文化精神和美学价值的认识，以及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的手段。此外，在加大人文学科的教育份额的同时要加大人文学科建设的资金投入，为人文学科缔造较好的学习条件。最后，在教育方式上，应该在全社会范围内提倡素质教育。针对这个问题，中国人的传统思想给世界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导向作用。中国人自古以来讲究“和谐”，提倡“和谐”之道，这在今天看来，极具时代意义。美国著名科学家A彭齐亚斯1995年出版的一本书就叫《和谐：信息时代的商业、技术和生活》，他认为目前人类正在由质量时代走向和谐时代，它所指的和谐与我国传统思想中的“和谐”是一致的。在现代社会，素质教育提倡的正是一种和谐发展的教育方式。因此，应该尽快实施素质教育，使教育成为连接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桥梁，从而在人的思想根源上实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 
大学，不论是综合性大学，还是理工科大学，都应该将人文精神的培养放在突出重要的地位。《四书》的《大学》，第一句话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四条，并没有特别强调知识，而是强调道德修养、亲近老百姓、追求善的境界。国外有英格尔斯曾提出人的现代化的十二条标准：乐于接受新事物；准备接受社会的变革和变化；思路广阔，头脑开放；注重现在和未来，守时、惜时；强烈的个人效能感；有计划的生活和工作；尊重知识；有可依赖感和信任感；重视专门技术；选择离开传统所尊敬的职业，敢于提出挑战；相互了解、尊重和自尊；熟悉生产过程。这十二条中，关于专门技术生产过程的内容占很小的比例，大部分是谈综合素质的。
在当代，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绝不能忽略对大学生的人文胸襟和道德境界的培养。我们不能培养出一大批技术官僚。未来的社会会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注重精神生活和人文情怀。我们要避免经济发展速度与人文发展水平的断裂。 人文教育过于功利化、工具化 彭新一（华南理工大学副校长）：人的素质教育是多元的问题。现在大学遇到的问题：第一，专业教育的问题。面对就业压力等等客观因素，学校管理者与教育模式设计者必须要考虑专业教育问题。第二，把人文课程等同于人文教育。现在很多的人文课程都意识形态化，人文教育过于功利化、工具化。 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来做：第一，人文教育是多元的教育，可以考虑各个专业把自己的优势拿出来，举办全校性的讲座。第二，人文教育的课程所涉及的专业，本身就要加强研究性和专业性，这样才能更好地支撑人文教育。因此，学校要创造研究的环境，营造良好的研究氛围。第三，重视学生的实践能力，人文教育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够把知识转化为能力。 科学与人文同根同源可以融通 颜泽贤（广东省社科联主席、华南师范大学原校长）：科学与人文是否可以融通呢？人类为此经历了三次学术之战，这三次学术之战围绕科学与人文来争论，最后不了了之，但导致了人类知识的增加。第一次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中国的科玄论战；第二次是五十年代发生在英国的斯诺命题──斯诺本身是文理兼通的人，他思考人类是否能够填补人文与科学之间的鸿沟；第三次是八十年代发生在美国的科学论战，科学主义者对人文科学工作者研究自然科学不屑一顾。从三次学术之战来看，科学与人文之战是一个长期的战争。 第二，科学与人文是可以融通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科学与人文在源头上是统一的。比如亚里士多德就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文艺复兴时期正是科学与人文的美好联姻，例如达·芬奇既是著名画家，也是科学发明家、建筑师；只是到了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科学与人文才发生了分离，而现在，科学主义占了上风。我们的现代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尤其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不要静待人文主义在历史浪潮中复归，而是主动培育人文精神。 我国古代大学的目标、理念是很清楚的。五四运动以后，就提倡科学救国；然后一直到新中国成立，教育的理念搞偏了，开始偏向注重教育的工具性。现代教育的工具性气息更浓重，孩子被送到学校是为了以后找到好工作，而基础教育为了孩子考上好的大学已经开始文理分科。 人文科学除了求真，还要求善。科学只回答做什么，怎么做，但是人文则回答了为什么这样做的问题。人文与科学不能偏废，一个国家没有科学不能振兴，但是如果没有人文精神就没有了脊梁骨。现代化建设没有人文精神的支持很容易走回头路。人文科学界要正视现在重科学、轻人文的现实。我们说要搞好素质教育，但是高考一天不改革，素质教育就没办法搞上去，而且现在的素质教育不过就是搞些花花草草的东西。 作为校长，我们要：第一，想清楚大学管理的理念；第二，不能停留在理念上，一定要在现有的体制下将其逐步推行、实施。 要从“小循环”走向“大循环” 易江（南华工商学院院长）：中国的强势文化是人文精神被漠视的原因之一。强势文化即国家的主流价值观。中国两个世纪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下，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落后就要挨打”，所以我们强调科学救国、科学报国。大学的很多理念其实都是强势文化的延伸，所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就为每位家长所接受，成了主流价值观。正是这种主流价值观带来了人文与科学精神之间的偏颇，忽视了人文活动的目的。 人文活动的目的有一个小循环，一个大循环。小循环就是我们一直奋斗的目标，追求利润，追求现实价值，追求财富，所以我们提出要让人富起来，走向了小循环。于是就导致人为工具，人为目的，即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了。在小循环里面，人的视野是短浅的。有这么一个故事，陕北一个放羊娃被问在干什么：“我在放羊。”“放羊干什么。”“羊养大了去卖钱。”“要钱干什么？”“起房子。”“起房子干什么？”“娶媳妇。”“娶媳妇干什么？”“生个娃。”“生个娃干什么？”“放羊啊！”今天讨论的就是人能否从自己作为自己的掘墓人这个死胡同中走出来，走向一个大循环。 我们追求财富的最终目的，是追求幸福。丰田以前的标语是“通过产业报效祖国”，现在是“通过汽车造福社会”，这个改变越过“人为工具”，跳到“人为目的”，已经在企业文化上走向了大循环。大学实际上也要培养出会追求幸福的大学生，这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 幸福是有意义和有意思的综合。中国的教育理念就是追求有意义的理念，小学作文常常是《记一件有意义的事》，很少是《记一件有意思的事》，而“有意义的事”导致了我们的意识形态化。我们过去常常把幸福观建立在意义之上，而不是意思之上。我觉得“求真务实，勤恳好学”，就是有意义的；而“儒雅自尊，健康和谐”就是有意思的，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构成大学的幸福观。 为此，大学要进行倒推式的课程设计。首先要确定大学的目的，比如幸福；同时也要务实，要照顾到就业率。在搞大学建设的时候，我们应该思考如何进行课程设定和成效检查。检查有两个方面：第一，理性真理体系的检查；第二，自由价值体系的检查。如果这个检查做不好，那么我们所有的人文建设，都只能是要求，而不能成为现实。 培养文化选择能力和传承责任 蒋述卓（暨南大学党委书记）：现代教育当中，人文精神的培养还没有成体系，没有认真地加以思考。在我们的大学，原来提倡的是文化素质教育。最早提出人文素质教育的是华东科技大学的校长杨教授，在华东科学大学开始实施。开始的理念是缺什么补什么。这么多年来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人文精神的教育还没有得到突出，更不用说成为体系。现在“两课”教学里面，往往不够重视人文精神教育，讲的还是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等，没有考虑到把人文精神拉进“两课”教学里面。 现在，我们缺乏对学生进行文化启蒙，并使他们有文化自觉的过程。也就是说，使他们对中西方传统文化、优秀文化有清醒、理性的认识，有文化选择能力，有文化承担精神，有文化传承、创造的责任。否则，学生就有可能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现在的很多学生读书就为了找工作，考公务员，甚至入党都是为找工作，功利、实用主义十足。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需要新的人文精神的培养。这种新的人文精神指的是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诚信、公平、公正、正义等等，探究这些理念在交易中、竞争中如何实践。现在学生中间的妒忌心等等就是缺乏新人文精神的表现。我们学校在学生宿舍里面建立了一个学生违纪委员会，学生自己管理自己。里面有内地学生和香港学生，学生违纪以后，委员会就针对事件进行讨论。讨论过程很有意思──香港学生坚持一丝不苟按规办事，但内地学生就讲人情味。作出处理以后把处理结果发给学生，学生可以在半个月内提出上诉，请专家复议。通过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就可以让学生树立自觉、自尊、公平、公正、遵守法律这样一些意识，尽管是形式，但这些形式也很重要。还有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人的博爱精神的培养问题，我们往往通过自愿者的组织来培养。 掌握人文知识未必就有人文精神 梁世平（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 ：现代教育要关注人文精神培养已成为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共识。但在高等教育中应侧重科学精神培育还是人文精神培养也引起了教育工作者的争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人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两种宝贵精神财富，两者有着共生互补的关系，任何一种精神的缺失都将造成人在实践过程中的失衡。现代人文精神应是融合科学精神在内的人文精神。实践中的人掌握了人文知识并不等于具有相应的人文精神。人文知识是人类认识改造人类社会的经验总结，人们可以通过课堂、书本所获取。人文精神则是人文知识内化于主体的精神成果，它不能简单地通过课堂、书本所获得，而必须由实践中的人通过人文知识的内化整合而变成人的意识和行为。只有掌握了科学精神的人才能客观观察、独立思辨和明智判识形成具有内在价值和社会普遍正义的人文精神。现代本科教育除了专业基础知识的传授外，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专业知识的学习可以在实践中不断地增长和更新。高等教育的人文精神培养除需要系统地进行人文知识的课堂教育，更需要的是，学校要形成文化积淀深厚、人文氛围浓郁的环境，教育者富有人文精神的言传身教，受教育者之间人文精神的相互影响，才能培养一代又一代具有人文精神的专业人才。 科学精神重于人文精神？ 吴家清（广东商学院院长）：现代大学的精神本身既要有科学精神，也要有人文精神，应该是人文与科学的有机统一。人文精神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是人本主义，以人为本。第二是人道，这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的，就是尊重人、理解人。第三是人权，即权利公平。人本、人道、人权三位一体相结合，才构造出完整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在大学里面孰轻孰重？我个人认为，大学作为培养人才的地方，最重要的还是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要在肯定高校的主要功能是培养学生科学精神这一前提下，去谈如何培养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的培养是一元还是多元？我们知道，科学精神是一元的。然而人文精神跟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如果我们过分强调意识形态方面，那我们的人文精神就成了为政治主宰的人文精神。 综合性大学和单科性大学，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在人文精神的培养上也应该有所区别。应该对大学人文精神的表述方式，一般或特殊，做一个考虑，对不同大学的办学理念、思想、特色等等也做一个考虑。 人文精神的培养也受到学校、家庭、社会的影响，但是学校只占一部分，家庭、社会对人文精神的培养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人文精神有两重性：一方面是情商范畴的，比方说思想道德、伦理情操等等；另一个是质的方面的要求，比方说人文素质。大学主要是从质的方面对人文精神进行培养，而人文精神“非质”的方面，就需要大学、社会、家庭共同培养。 把人文精神落实到教育上 张铁明（广东教育学院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一个没有文化的学校，无法重整下一代的人文精神。在大学阶段，要直面几个矛盾，才能更好地培养人文精神：如大学生教育投资收益的逐渐走低和社会对大学生素质的高要求之间的矛盾；信仰的缺失和我们市场经济道德文化的零碎之间的矛盾；青春期躁动长时间的压抑和大学里面追求科学民主自由的那种宽松之间的矛盾；良好的传统道德丧失和大学人本服务精神缺乏、学术浮躁之间的矛盾。等等。 我们的大学道德教育是没有制度的，而是形式化、工具性、随心所欲、因人而异的，没有一套完整的体系。比方说参观一个图片展，就算是一项道德教育；这种教育是根本没有作用。假如大学里面并非每个老师都可做人文精神导师的话，这个大学的人文教育肯定是失败的。 进入大学是一个人格重构的过程，大学应该起到一种引导人格重构的作用。以符号为核心的教育之必然结果，正是教育不再以人为本，不再考虑到人的精神需要。这个教育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们的教育要真正把人文精神落实到教育上，如果不直面这几个矛盾的话，是没有可能做得好的。 大学生要克服狭隘和片面 何大进（广州大学副校长）：大学教育的核心任务是人文精神的培养。大学的任务主要有三：一、传授知识；二、技能训练；三、人格培养。前两者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而后者应该是核心。大学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培训机构，在于它是对人格的培养，否则大学就与一般的培训机构无异。人文素质问题也包括三个方面：素质、技能和精神。精神是最核心，最本质的东西。 素质教育已经谈了二十多年，但是二十多年来，素质教育都没有很大的改进。原因是多方面的，大学教育只是一个方面。在现在这个历史阶段，对于人文精神的构建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特别要强调两点：第一，应该在大学里面倡导一种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原则。从管理体制上讲，应该逐渐从行政管理过渡到学术管理。第二，应该注意学生一种健康、全面的思维模式。现在大学生的思维模式比较狭隘，或者说不具备独立性，缺乏批判性。要克服思维上的片面性，才有利于现代人文精神的构建。 人文精神培养需设标准 王培林（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副院长）：人文精神培育难以突破的瓶颈主要在三个方面：第一，领导的问题，包括党政部门的领导和学校领导。中国目前的体制下，校长的理念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教师的问题。很多教人文知识的人不一定就有人文精神。我们的大多数老师，为了职称和报酬，把精力集中在发表论文上，很多人甚至不择手段地发论文。在这种情况下，怎能保证他们能培养出学生的人文精神呢？因此，在大学里面，如何提高老师的人文精神，也是值得探讨的。 第三，机制和制度。一切的改变如果没有制度和机制的改变，那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比方说高考制度、评职称的考核制度等等都有很多问题，但是目前还找不到比它们更好的制度。因此，我们对此要有更清醒的认识。我们现在处于巨大的社会转型期，在这种情况下，制度的创新比技术的创新更为重要，要先于技术的创新。我们应该设立一个标准，让老师们知道培养人文精神要做些什么。如果按照现代文化四个层面的理论，理念是最深层的，然后到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