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光啊
明朝中后期，四川人口数量在310万左右；明朝万历年间，四川人口接近750万。顺治十八年，四川人口锐减至8万人（存疑）。在近几年有关研究“湖广填充四川人口”的相关报告中，也能证实当前的四川人口几乎全部从外地迁入，四川在明末清初时期接近灭绝的人口大锐减确实存在。四川人口在清初出现大锐减的情况，按照清史和明史记载，应是杀人如麻的大西政权创立者张献忠屠川所为；可是，按照对清史、明史等关于“张献忠屠川”的记载时间和屠杀人口数量记载来看，又是漏洞百出甚至绝无可能。而且，在《清实录》中对于清廷平定四川长达13年的过程记载来看，清廷对于四川人口的屠杀似乎更甚。那么，在明末清初时期的四川人口大锐减到底是谁造成的？谁才是那个几乎将四川灭绝的罪魁祸首呢？让我们剖析历史文献记载，一探究竟！01 清史、明史对于张献忠屠川的官方记载对于张献忠屠川的记录，最为权威的莫过于清朝编著的关于明朝历史的官方记录—《明史》。《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七·流贼传》：“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贼将有不忍至缢死者。伪都督张君用、王明等数十人，皆坐杀人少，剥皮死，并屠其家。胁川中士大夫使受伪职，叙州布政使尹伸、广元给事中吴宇英不屈死。诸受职者，后寻亦皆见杀。其惨虐无人理，不可胜纪。”张献忠作为旨在推翻明朝统治的农民军领袖，无疑会被明朝视为血海深仇之人。《明史》自顺治二年开始编纂直到乾隆四年才全部完成。负责《明史》编纂的全是明朝遗臣、文学家、史学家们，这些明朝的遗民们对于张献忠这个前明的仇人肯定不会笔下留情，而对其屠川的官方记录肯定会有过分黑化甚至刻意污蔑、丑化形象的成分在内。另外，在李自成占领北京城以后，多尔衮提出了“为君父报仇，与农民军争天下”的口号，挥师入关，所以在公开化书籍和言论上，必须和农民军保持对立立场。而且，作为清军名义上的对手，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和清军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抗争，让清军付出了较大伤亡，这也让清廷对其怀恨在心。让其在历史上留下一个杀人如麻的神经病形象则是清廷对其最大的报复。而且，根据葛剑雄先生所著《中国人口发展史》来看：中国人口在明朝万历年间只达到了一亿两千万到两亿之间的数量。《明史》中对于张献忠屠川杀掉了“六万万”，也就是6亿人的说法显然并不可信。但这也并不能说明张献忠没法进行过屠杀四川人的行为。而清初文学家毛奇龄所著，在当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后鉴录》对于张献忠屠川的描述则更为惊骇：“平东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女九千五百万；抚南一路，杀男九千九百六十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安西一路，杀男九千九百余万，杀女八千八百余万；定北七千六百余万，女九千四百余万。献忠自领者为御府老营，其数自计之，人不得而不知也。”毛奇龄原为抗清势力，但在康熙年间响应了康熙皇帝推出的博学鸿儒科，进入清廷，成为效命于清朝政府的官员，而且主要工作就是负责对《明史》的编纂。而毛奇龄所著的《后鉴录》正式写著于入侍清廷明史馆后，而且书中所需资料全部查阅自明史馆中，，这本身就决定了《后鉴录》不可能具有较大的历史借鉴意义。另外，和上述原因一样，为了迎合清朝上层统治者对农民军运动的书写记录风格，为了丑化张献忠的形象，《后鉴录》只不过是《明史》的延伸版，其客观意义和可信度并不大。再者，在毛奇龄的书中，张献忠并不是杀掉了6亿四川人，按照上述一组数字的计算，而是将近7亿的人口，这更离谱和不可信。02 屠川的罪魁祸首到底是谁？1、张献忠也有推卸不了的罪责进入蜀地的张献忠最初时期或许并没有大肆屠杀蜀人的行为，而且《明史》中对其“献忠黄面长身虎颔，人号黄虎。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的形象描写也很可能是为了丑化其形象，刻意为之。但根据顾山贞所著纪实类史学书籍《客滇述》给出了张献忠屠川的一个主要原因：贼悬示城中，呼川人为蜀獠，谓“朕待蜀獠最好，而蜀獠每每要反，负朕之极，故尽杀之”。可见，当时占据蜀地的张献忠面对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之称，民风彪悍的蜀地居民，江山坐的并不安稳。这个历史上有名的不受压怕、不受欺辱的地方，对张献忠的暴政反抗活动之多，可想而知。为了维护统治，压制越来越多的反抗活动，张献忠也只能采用极端手段镇压。另外，张献忠位居蜀地的大西政权正是清王朝和南明政权的必争之地，其所处位置战略意义重大，也就是说，谁拥有了四川这块战略要地，谁就能基本掌握西南大片疆土较长时间的统治。而且，南明政权本就是明朝皇室后裔称帝的延续政权，对张献忠的反扑只是时间问题。在清军入川进攻和南明政权反扑的联合攻击下，本身就有推翻暴政精神的川民反抗活动更盛。再者，面对清军和南明政权的进攻，张献忠需要巨大的军需物资，但其仅仅占据四川一地，也只能从川民身上强行夺取，而等到强行夺取遇上反抗时，就只有屠杀一个卑劣手段了！对于张献忠屠川的历史文献记载，《明史》和《后鉴录》虽然并没有多少可信度和历史借鉴意义，但195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纪事略》，因为材料完备且原始，详细记载了张献忠从起义到失败的全部过程，事件、人物、地点都较为吻合，可信度较高。以下便是摘取自《纪事略》对张献忠屠川行为的记载：1、顺治二年七月，汪兆麟献策屠蜀。次日，屠城成都，先杀男子南明时期的四川，后逼妇女投江，被屠戮者不计其数。又以“特科”的名义，骗四川的乡绅、士子、医卜僧道杂流到成都，后全部屠杀，被杀者万余人。2、顺治三年年正月，大杀大西军中的川籍士兵，除十四岁以下者全部尽杀。3、顺治三年二月至六月，献忠派兵分剿成都府属三十二州县，定例每杀一人，剁两手掌、割两耳及一鼻解验，准一功，妇女四双手准一功，小孩六双准一功。直至五月各地剿杀部队才全部回成都。另外，清朝学者魏源所著的《湖光水利论》因为论证充分，客观事实较为清晰，也被认为是研究张献忠屠川的重要文献之一。在本文中，对于张献忠屠川有这样的描述：张贼屠蜀，民殆尽；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当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欧洲天主教著作《圣教入川记》也对张献忠有过“性情暴虐，每日均杀人。大西的官员本有九百人。张献忠离开成都时还有700人。到他临死时只有25人”的记载。1980年，在四川举行的关于“张献忠在四川”学术讨论会，认可鲁迅先生对张献忠屠川原因的说明：“他开始并不很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后来知道李自成进了北京，借着清兵入关，自己只剩了没落这条路，也是就开手杀，杀”由此可见，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并不是谣传而是真实存在的，但绝非《明史》等清朝官方历史文献记载所言，如此的暴戾，如此的冷血。按照刘伯景所著《蜀龟鉴》中的记载：痛乎，明季屠川之惨也。四川南部死于张献忠部者十分之三四：川北死于献者十三四：川东死于献者十二三：川西死于献者十七八。所以，张献忠对于明末清初四川境内的人口锐减虽不像《明史》中描述的那样需要承担全部责任，但也有不可推卸的罪恶！2、清廷对四川的平定，才是四川人口大锐减的主要原因在四川举行的关于“张献忠在四川”学术讨论会后所著《关于“张献忠在四川”学术讨论会的情况综述》中，认为清初明末的四川人口锐减并不能将责任归结于张献忠一人，清军官兵对四川的武力平定和清军在四川境内同明军、同吴三桂等的数场战争才是主要原因。张献忠的大西政权现在四川存在了只有两年多的时间，而且其辖区只有四川疆域的三分之一，所以即使张献忠“每日杀人”，也不可能对四川造成灭绝性人口锐减！清军在四川境内共发生了四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且在张献忠死后，面对不折不挠的四川民众竟然用了整整十三年的时间才完全平定，入主四川。第一次是清军同张献忠的大西军对战；第二次是清军在川东与“摇黄”武装、南明残军作战；第三次是清军镇压夔东十三家起义军；第四次就是请军统吴三桂军队在四川的对决。对四川人民的这种顽强不屈的抵抗，清军采取了彻底屠杀的办法作为报复。即不论是“张贼”，还是无辜的平民，一律斩杀。对于此事，《清代通史》中记载的一份刑部上奏顺治皇帝的奏折中能够看出端倪：“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另外自《清圣祖实录》中，也记载了康熙皇帝对清军下达的类似张献忠收缴军需物资的命令：“惟蜀路运粮，最为重要，宜于所复城池、村落，遍访贼积米谷，悉行察收。俾进蜀官兵，不悞支给。”在此命令下，清军过境之地，一片“败兵奔驻雅州、名山两地，民间谷、豆、荞麦尽掠，鸡、鸭、牛、羊尽杀，瓦屋茅舍尽毁。人民无依，悉赴川西逃生。”的悲惨景象。另外上述《蜀龟鉴》中，对于清军平定“摇黄”起义军对四川民众的伤害也有过数据分析：痛乎，明季屠川之惨也。川北死于摇黄者十四五，死于瘟、虎者十一二，而遗民千不存一矣。川东死于摇黄者十四五，死于瘟、虎者十二三，而遗民万不遗一矣。明清史研究家李光涛在其所著的《明清档案论文集》中，对于清军造成的四川人口锐减有过更为直白的说明：“清人之杀人比之流寇之杀人，更残忍，更无数。虽然，此残忍嗜杀之结果，于彼亦不利。“由此可见，除了张献忠屠杀和瘟疫、虎患外，清军在四川的长达十三年的血腥镇压和在四川境内的数次大规模作战才是四川人口大锐减的主要原因所在。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胡昭曦先生对于四川人口锐减问题的看法似乎更被信服：所谓张献忠“屠蜀”对四川造成的破坏是有限的，清军才是四川人口灭绝性大锐减的罪魁祸首，也正是为了掩盖这一罪恶，请政府才指使御用文人编造种种谎言，将责任全部推给张献忠。 
一、专书:《李贽》(与他人合作)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6年。《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 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得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空一等)。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 (主编与撰稿人)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广东航运史(古代编)》 (主编与撰稿人) 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清代全史 (第五卷)》(与韦庆远合同主编并任撰稿人) 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得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1991年优秀科学研究成果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 》(主编兼撰稿人) 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珠江三角洲历史、地理、经济情况及南洋华侨发展史 》（与王赓武、许学强合著，霍英东写前言，作为第二届世界华商大会指定参考书） 香港：第二次世界华商大会印行，1993年11月。《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史研究》 台北：稻禾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近代化》 （主编兼撰稿人）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二、论文： 《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序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徽州文化研究》序 黄山市徽州文化研究院编，黄山书社出版。《千年徽州杰出历史人物传》序 黄山市政协文委办编辑出版。站在时代的制高点，共推徽学研究院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主编：《徽学》2000年创刊号 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移民与珠江三角洲海洋经济化 刊于《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八集，页23--71台北：中研院出版。2000 《徽州学概论》序 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对学术执着追求、一丝不苟的儒雅学者梁方仲 张世林《学林往事》下册，页1295----1312，北京：朝阳出版社，2000年3月版。历史的主流：改革、开放 (应广州日报专约) 《广州日报》2000年5月28日我与区域社会史研究 接受上海：《历史教学问题》特约记者邓京力博士访谈，于该刊2000年第6 期（12月15日）页14—17。 雍正是否夺嫡纂位？ 香港：《文学与传记》1999年第 7 期，PP29—36我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 张世林编：《学林春秋》三编下册，PP609--626，北京：朝华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粤商与广东的航运业近代化：1842---1910 （与林 录合作） 香港：张伟保、黎华标主编：《近代中国经济史研讨会1999论文集》页193--215，新亚研究所1999年9月出版。《古代商人》序，PP1--6，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9月出版。海瑞唯求合法，不恤流俗的精神 广州:《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著名经济史家梁方仲传 香港：韩文甫主编:《文学与传记》第一期82--89页1999年4月15日出版。明代后期广州市场的转型与珠江三角洲社会变迁（与林 禄合作）台北：《明史研究专刊》第12期 PP265--289， 1998年出版。人口与现代化 桂林:《社会科学家》1998年第4期，PP4-7；又山东时代文化发展中心编：《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研究文汇》；成都市时代经济研究中心编：《新世纪的思索--中国当代改革发展文集》。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人口学与计划生育》C5 1998年4期；语丝：为学与为人 桂林:《社会科学家》1998年第4期，封2。从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现状谈及21世纪历史学的命运 桂林:《社会科学家》1998年第4期，PP8--10。中国人口问题的由来与出路（增补稿）广州《羊城晚报》1998年3月2日、3月9日、3月16日、3月23日连载；《光明日报》社编的《文摘报》1998年3月29日摘要转载。华侨华人文化与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 《华侨华人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开放时代》增刊）PP246--259， 1998年3月出版。明清珠江三角洲沙田开发与宗族制（与林 禄合作）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儒学传统文化与徽州商人 《安徽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又《98 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页21--46。珠江三角洲风情纵横谈-----与南方日报记者王进江的对话 《南方日报》1998年1月6日第15版。 明清珠江三角洲土地制度、宗族与商业化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30周年纪念专号）1997年第6期，PP245--261；又武汉大学《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PP702-725;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人口问题的由来与出路 《岭南文化时报》1997年116期。从族谱看珠江三角洲的宗族伦理与宗族制的特点 广州：《学术研究》1997年12期PP41--46。明末珠江三角洲社会的忠实记录 ---介绍崇祯年间的档案汇编《盟水斋存自牍》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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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中央至地方各种机构在处理日常政务中形成的各类文书、典籍、图册。明代又称“案牍”、“册籍”或“图册版籍”。清代以后才有“档案”一词。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朱元璋命令中书省收集全国的“户口钱粮之籍”藏之内库；天下城池、山川、地理、形胜，亦皆图以成书，藏之内阁。并在宫内建立存放这些档案的大本堂。后又在南京后湖修造了黄册库，存放全国各地送来的赋役黄册。弘治十五年(1502)，明孝宗命令在皇宫内修建了内阁大库。嘉靖十三年(1530)，明世宗又在皇城内东南角，修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所谓金匮石室的皇家档案库——皇史威。此外，在各地方政府所在地，也修有架阁库、案牍库、案册库、册籍所等各类档案库房。由于自明中叶起政治极端腐败，加之明末清初长期战乱，明代的这些档案，基本上已荡然无存。清初为修《明史》，清政府向全国征集到各种明代档案共两万多件，由兵部送交内阁大库保存。后因自然条件的限制和人为的破坏而不断有所损坏。清宣统二年(1910)，内阁大库档案有数百万件被迁移出宫，后来流散于社会，造成大量明清档案的毁坏和失落。据目前所知，这些清初征集得来的明代档案，除北京、南京、台北及国外一些机构和个人手中有少量者外，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只有3600余件(册)。此外，在西藏拉萨布达拉宫及山东曲阜孔庙之内，还保存了一些明代皇帝及其政府机构颁发给它们的文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