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笙施乐
这里说的完不，要求多少字撒 
多年来，我国地方财政普遍面临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是：地方财政收入远远不能满足地方财政支出的需求。为缓解这种矛盾，各级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及理论部门就如何增加地方财力的问题进行过许多有益的探讨与实践，但有限的收入增长始终难以满足巨大的资金需求，财政困难依旧，甚至有增无减。它表明，对于问题的解决而言，上述思路的能量是有限的。笔者认为，财政收入作为对政府提供公共商品所付财政成本的补偿，与财政支出有着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互为因果，而且，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讲，财政收入是以财政支出为基本前提的。因此，认真研究地方财政支出是促进地方财政状况改善的更有效的手段。 一 自体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支出作为地方政府履行其职能的经济基础，为我国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伴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化，地方财政支出领域中存在的问题也日趋明显，财政支出结构也亟待优化。这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四个方面的矛盾加以剖析： 支出总量高速增长与财政支出结构失衡的矛盾 自实施“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以来，地方财政支出在整个财政支出中的份额不断提高。1983年，预算内支出、预算外支出中中央和地方所占份额分别为7％、3％；3％、7％。到1995年，上述指标分别变为2％、8％；1％、9％。（注：从1993年起，预算外收支中不含国有企业和主管部门收支。但是，这一变化并不影响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的总格局，相反，这更清楚地表明了中央和地方实际使用预算外资金的情况，即地方是主角，中央是配角。）它表明，地方财政支出已占整个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二左右，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实际上已形成“大地方、小中央”的格局。十余年来，地方财政支出迅猛增长，其增幅远远超过同期财政收入的增幅。1986年～1992年同口径比较，地方收支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6％和3％；从绝对量上看，1996 年的财政支出是1985 年的79倍。然而，在地方财政支出总量大幅增长的同进， 财政资金所产生的效用并没有同步增长，且财政支出结构失衡，其基本表现是： 一是地方经常性财政支出在整个地方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及增长速度均高于建设性支出所占的比重及增长速度，从而使地方财政具有明显的“吃饭”型财政特征。1992年～1996年地方本级财政支出的情况显示，地方财政建设性支出从未达到过本级财政支出的30％。这种状况似乎表明政府正逐步退出私人商品领域，但问题在于，我国财政建设性支出中绝大部分项目均属市场经济下政府应有所作为的领域。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我国整个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合理。 二是地方财政的经常性支出中， 行政经费日益膨胀。 1992 年、 1994年和1996年，全国地方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公检法支出之和分别为36亿元、56亿元和36亿元，其占当年地方财政经常性支出的比重分别为89％、43％和14％。行政经费的膨胀， 大量挤占了急需的地方公共支出项目，表明我国公共劳务提供的成本过高。 三是在各单项支出中，人头经费远远超过公用经费。以1994年为例，我国文教卫生事业支出、教育事业费支出、行政管理费类支出中人头经费均在80％左右。（注：人头经费包括工资、补助工资、职工福利费、离退休人员费用、人民助学金和主要副食品价格补贴。公用经费包括公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业务费、其他费用和差额补助。）尤其是工资改革后，人头经费在大部分支出项目中更是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进一步扩大了行政经费在整个地方财政支出中的份额，因此，支出总量的扩大，不仅未能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相反还导致了更为明显的不平衡与不合理。 越背越重的赤字“包袱”与日益增长的事业发展需要的矛盾 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当前地方财政赤字“包袱”越背越重，资金调度空前困难，部分地方财政不能按期发放工资，不能及时足额报销差旅费、医药费，上级财政拨付的专款因被挪用而常常不能及时到位。因此，部分地方财政成为实实在在的“吃饭”财政，少数地方连“吃饭”财政都难以维持。资料表明，从1986年开始，预算内财政收支中，地方财政几乎年年出现为数不小的财政赤字。此点在少数民族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赤字额呈现扩大趋势的同时，赤字面也呈扩大趋势，使地方财政支出仅限于保工资和办公经费，而且这种“双保”又限于低水平，地方财政实际上是以欠帐“包袱”的加重来换取赤字的减少。而这种状况必然影响“九五”乃至更长时期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基础的稳固，也必然与日益增长的事业发展需要产生矛盾，从而使农业的“基础”地位，教育的“根本”地位，计划生育的“国策”地位，公检法的“重点”地位，无法从财政上得到保证，也使得缓解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变得极为困难。 预算内收入短缺与非规范性财政活动大量进行的矛盾 统计资料显示的地方财政收支情况几乎是年年赤字，这表明预算内收入短缺，无法满足正常的财政资金需要。但与此同时，有目共睹的事实是，由财政供给资金的单位，无论发达地区还是不发达地区，干部和职工的生活条件却越来越上档次、上台阶。这显然是一种奇怪的不对称现象。其直接原因在于预算外资金的大量存在及非规范性创收活动的“合法化”。它起码带来如下三个后果：其一，预算内收入难以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其二，为非规范性财政活动的进行提供可能；其三，预算外收入成为地方财政平衡的“蓄水池”，有关机构与部门难以获得地方财政收支情况及其它真实信息。正因为如此，我们基本上只能从预算外收入这个侧面来考查预算内收入短缺而非规范性财政活动大量进行的直接原因。 从全国来看， 同口径比较， 1992 年全国地方预算外收入总额是1984年的99倍，年均增长速度为7％，而同期地方预算内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只有5％。1996年，地方预算外收入较之1993年的增幅更是高达78％。从积极的方面看，预算外资金的增长和政府对这部分资金流向的控制，对各级政府综合平衡社会财力，补充国家预算资金的不足，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是也正是这部分资金的相当一部分被用于单位办公条件（包括办公楼和办公设施）的改善，交通、通讯工具的便捷，职工福利（包括职工住宅、补贴、津贴）等额外消费的增加，而这些支出基本上是个人、集团消费方面的非建设性支出。它进一步使整个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出现“一头沉”的不合理局面。 不同地区之间以及同一地区不同级次之间支出水平、支出结构失衡的矛盾 当前，我国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的地区，人均财政支出水平极为悬殊。从收入来看，1996年青海省人均财政收入不到广东的2％； 从支出来看，排序最末的贵州省，人均财政支出仅为上海的93％。 此种情况直接导致不同地区财政支出结构的差异。例如，仅从财政经费占支出的份额来看，1996年上海、北京、天津行政管理费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55％、32％、55％，而青海、贵州、西藏分别为99 ％、86％、75％。因此，在经济发达地区，财政除满足政权建设和一般支出需要外，还有财力进行建设性支出，而不发达地区，其财政支出主要用于保工资和最低水平的公务支出。这种差别除导致地区之间财政支出结构的失衡外，还进一步拉大了地区之间的差距。上述现象在同一地区的不同级次之间也同样存在，它使得中央和地方出台的统一的支出标准在同一地区的不同级次出现较大差异，从而带来地区内部不同级次之间的支出水平、支出结构的失衡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任何一种现象的出现，都可以从某种或某几种现象上找到原因。当前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诸多问题，离不开以下一些深层次的原因： 第一，在市场经济下，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应十分明确，即市场能做且做得好的应尽量交给市场去做，只有市场做不好或不能做的才应由政府去做。但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的转轨变型期，政府、市场、企业的分工尚未相应转轨，因而在相当的程度上造成了当前财政支出的不合理和财政困难。例如，单纯从我国当前吃“皇粮”者众多，且增长过猛，从而导致财政支出大幅增长的情况就可以说明，当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与我国的改革尚未触及计划经济时期建立起来的大政府行政机构这一历史“遗产”相关。 第二，由于历史、地缘、政策及其他主客观原因，我国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且这种不平衡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总量、人均占有量、城乡人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等等。以农民人均纯收入为例，沿海部分发达地区相当于低收入地区的15倍以上；以省份为例，1996年，贵州人均GDP与上海相差26倍。不仅如此， 在同一省区内部，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区差距，例如，1992年广东最富的珠海市与最穷的河源市，人无GDP相差4倍。 而地方财政状况作为一个地区经济水平的综合反映，本身就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一面镜子。财政收不抵支、财政巨额赤字、中央财政补助比重高，很大程度上即是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基本表现形式。而地区之间财政收支水平悬殊，财政收支状况迥异，则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反映。 第三，财政体制作为划分中央和地方分配关系的制度，是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基本法律规范。但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大部分年份实行的是五花八门的财政包干制，即使是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实行操作中也沿袭包干制下的陈旧做法，有其名而无其实。由于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未能从法律上规范，因此地方各级的分配关系也不可能规范，在各级财政普遍困难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地区结构的优化亦难以有效进行。 第四，市场经济的发展，引致对地方性公共商品的需求增大。公共支出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范围项目与规模。其一般发展规律是：范围、项目由少到多，规模则由小到大。我国目前尚处于经济体制的转型期，在这个特殊时期里，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客观上要求提供越来越多的带有明显地域性的公共商品，但是现行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制度不能适应这种客观要求。在有限的财政收入无法满足巨大的财政需求，而“创收”制度合法化的情况下，各种税外收费、摊派、罚款、赞助、集资等非规范性的收入形式大量衍生且鱼目混珠，从而导致大量非规范性财政活动的进行。 三 显然，目前地方财政收支状况及地方财政面临的困难，不是或主要不是财政本身的原因造成的，它是我国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诸多因素综合作用在财政上的反映。因此，缓解地方财政困难，改善地方财政收支状况，也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大工程，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为使短期内收到较好的效果，当前，必须从财政内外部着手，改造现有环境，并重点作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对政府作用进行正确定位，降低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政府与市场分工的基本思路与原体制截然不同，因此，列入地方财政支出的事项大多属于满足地方公共需要的层次，即主要为社会提供难以按市场原则提供的地方性公共商品。公共商品的提供需要成本，但不能带来任何直接收益，这在客观上需要政府通过必要的技术装置使公共商品的享用者为之付费。从这个意义上看，地方财政收入是公民为消费地方公共商品而付出的价格或费用。而从公共需要的决定到公共商品提供出来，中间还需要经过许多环节，需要政府设立相应的科层组织。而且，在公民付费一定的情况下，政府设立的科层组织越庞大，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越高，公共商品的供给数量越少，质量越差。因此，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应切切实实地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要求转换地方政府职能，对地方政府作用领域进行正确定位，借第七次机构改革的东风，下大力撤消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机构；因岗设人，降低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 配合市场化改革进程，认真清理财政供给范围及供给成本 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快，许多原来的差额预算单位已变为或逐渐变为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许多原统由财政供给资金的单位无偿供给的商品与劳务已变为有偿供给，并逐渐由低价位供给改为高价位供给，而且，许多单位的收入已进入相对稳定阶段，如自1997年起，大中专院校招生全面并轨，所有通过入学考试的学生都必须交费上学，学费收入已成为此类事业单位的固定收入。因此，在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变型中，应十分注意配合市场化的改革进程，适时清理财政供给范围，对已经或已具备条件按市场化原则提供商品和劳务的单位不再由财政供给资金。同时，重新调整财政供给标准，对提供纯公共商品的单位，应足额供应资金，同时采取措施防止经费的过快增长；对提供混合商品、有一定收入来源的单位，则可分别具体情况采用定额或定项补助的办法核拨经费，以使财政资金的使用真正限于公共需要的满足。 整顿分配秩序，建立规范化的地方财政收入体系 当前，非规范的、混乱的分配秩序是造成地方财政困难、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政府行为不规范的主要表现。因此，必须在规范政府行为的基础上，下大力气整顿分配秩序。首先，应将现行各种收费、基金中宜于采用税收形式的非规范收入纳入税收征收轨道；其次，应适应分税制改革，逐步下放税权，适当开征地方性税种，以使地方财政收入能随着地方公共商品需求增加而增长；第三，明确费权，并统一预算管理。费与税均属财政收入的必要形式，但二者之间存在着客观的界限：一般来说，涉及面较广，延续时间较长，收入用于一般性公共支出，而受益的地域性和边界性相对模糊者应用用税收形式；而涉及面较窄，延续时间较短，收入用于专项支出，则受益的地域性、边界性相对明确者可采用收费形式。因此，在确保税收收入占整个地方财政收入主体地位的同进，可通过制定收费决策程序及相应的决策制衡机制，明确各级地方政府，包括乡一级政府取得一定收入的权力。这不仅有助于地方公共收入体系的建立，而且，对于我国分配秩序的改善及财政收支状况的好转也是大有裨益的。 加强中央及省一级地方财政的财权和财力，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一般具有配置资源、平衡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的三大职能，其中，后两个事关全局利益的职能主要应赋予中央政府，中央财政在宏观调控中也应居于主导地位。这是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基本保证。而我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听任这种不平衡发展，既不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也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建立科学的转移支付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般来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既包括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支出转移，也包括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的收入让渡。这里，主要是指前者。由于我国的政权组织包括中央、省、市、县、乡5级，因此，要建立科学的财政转移制度， 其前提条件是加强中央和省一级支付的财权和财力，即应使中央财政收入在整个国家财政收入中、省级财政收入在整个地方财政收入中占有较高的比重。其最终目的是使中央财政和省一级地方财政能够以各种灵活多样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对其下级财政进行补助，以平衡不同地区的财政供给能力，缓解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并实现各级政府各自承担的基本职能。
一段60年的时光，是一段人民经历了贫穷短缺、温饱不足，最终进入小康生活的岁月…… 经历无数风雨，熬过多少阵痛，6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迈向伟大的复兴。 综合国力由弱到强 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教授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60年弹指一挥间。行驶在‘快车道’上的中国经济，给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与共和国成立之初相比，我们现在一天创造的财富相当于那时一年的总量；现在的国家财政收入是那时的1000倍。如此辉煌成就，令国人自豪，令世界瞩目。” 新中国成立之时，这个刚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以及连年战乱中走出的国家，用一穷二白、国力空虚来形容毫不为过。经过60年的建设，特别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中国经济连上台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综合国力由弱到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从纵向比——1952年，5亿多人口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679亿元。1978年，增加到3645亿元；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经济总量迅猛扩张，2008年超过了30万亿元，达到了300670亿元，年平均增长1%，比1952年增加了77倍。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如今，中国人民一天创造的财富量，就超过了1952年一年的总量！ 从横向比——1952年，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微不足道，到1978年也只占到8%；而2008年为4%，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居世界第三位。进出口贸易总额居世界位次由1978年的第二十九位跃升到第三位，仅次于美国与德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也由8%提高到9%。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2008年GDP折合成美元为386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2%，日本的6%。人均GDP由1952年的119元人民币上升到1978年的381元后，迅速提高到2008年的22698元，扣除价格因素，2008年比1952年增长4倍，年均增长5%，其中1979—2008年年均增长6%。2008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3292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跃升至世界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国力的强大不仅体现在经济总量上，更体现在国家的财力上。1950年，我国财政收入只有区区62亿元，到2008年突破6万亿元大关，近60年增长了约1000倍！从62亿元增长到1000亿元，用了整整28年的时间；从1000亿元增长到1万亿元，则用了21年的时间；而从1万亿元到突破6万亿元，却只用了9年的时间。令人振奋的数字，印证了我国经济逐步发展壮大、不断迈上新台阶的历史进程。 ● 2007年主要农产品中，谷物、肉类、棉花、水果等产量居世界第一；主要工业产品中，钢、煤、水泥、化肥、棉布居第一，发电量居第二 商品由奇缺到充裕 经济结构由低到高 家住华盛顿的美国人琳达·斯特福德一家的生活几乎离不开中国：早晨叫醒的闹钟、盥洗室里的牙刷毛巾、上班的套装和皮鞋、办公室的空调和咖啡壶，以及女儿最爱的芭比娃娃，全都是“中国制造”。“就算不走出美国，身边也到处都是中国！”她感慨万千。 年长些的人，对早年物质匮乏的状况都有深刻的印象。而今，中国经济已经走出短缺，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供给能力名列世界前茅。 能不能让人民都吃饱饭，是中国历朝历代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如今，农产品供给不仅解决了占世界1/5人口的吃饭问题，还为加快工业化进程提供了重要支持。2008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52871万吨，与1949年相比，粮食产量增长7倍，人均产量增长91%；棉花产量749万吨，增长9倍，人均产量增长9倍；油料产量2953万吨，增长5倍，人均产量增长7倍。 作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大国，中国工业的快速发展不仅解决了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短缺问题，而且还使我国逐渐成为一个世界制造业大国。2008年与1949年相比，纱产量由7万吨增加到2149万吨，增长7倍；布由9亿米增加到710亿米，增长6倍；原煤由32亿吨增加到93亿吨，增长3倍。电视机、电冰箱、照相机、洗衣机、计算机、空调器等一大批新兴电子产品产量也从无到有，在改革开放以后呈迅猛扩张之势。 工农业产品产量位次大幅前移，一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解放初期，我国钢产量仅居世界第二十六位，原油仅居第二十七位，发电量仅居第二十五位。经过60年的发展，2007年主要农产品中，谷物、肉类、棉花、花生、油菜籽、茶叶、水果等产量已稳居世界第一位；主要工业产品中，钢、煤、水泥、化肥、棉布居第一位；发电量居第二位；原油产量居第五位。 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中国不断在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方面推出重大调整，力争开创新局面。经过60年的大规模建设，中国的产业结构极大改善，比例也日趋合理。到2008年，第一产业由1952年的51%下降为3%，第二产业由8%上升为6%，第三产业则由2%大幅上升至1%。工业结构实现了从门类简单到齐全，从以轻工业为主到轻、重工业共同发展，从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导，向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共同发展的转变。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一个行业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的全部工业门类。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全面实施了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继东部率先崛起后，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中部崛起等战略相继实施，区域结构在不断调整中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突破。 ● 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达到了9%和7%，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分别属于富裕型和小康型消费结构 走出贫穷解决温饱 人民生活实现小康 四川双流县永安镇白果村5组村民苏炳中住过三个“家”。第一个家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与父母挤在一起的两间茅草屋。90年代初，苏炳中一家人住进了第二个家——不漏雨的瓦房里。现在别墅式的楼房是苏炳中的第三个家，洗衣机、液晶电视等现代家电一应俱全。 一切生产的目的，一切财富的创造，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城乡居民经过了从脱离贫困，解决温饱，到迈向小康的曲折历程，人民生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消费水平和质量明显提高。 从收入状况看，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逐步加快，财产性收入进入寻常百姓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49年的不足100元提高到2008年的15781元，扣除价格因素，增长5倍，年均增长2%，其中1979—2008年年均增长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49年的44元提高到2008年的4761元，1979—2008年年均实际增长1%。收入的增加使城乡居民拥有的财富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08年底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达8万亿元，比1952年底的6亿元增加5万倍，人均从6元增加到16407元。 从保障情况看，城镇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也在顺利地向前推进。到2008年末，城镇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21891万人，比1989年增加16181万人；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大幅增加。2729个县（市、区）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参合率达5%。2008年有2335万城市居民、4306万农村居民得到了政府最低生活保障。 收入的增加，让百姓的腰包鼓了起来；保障的逐步建立，让百姓对未来有了越来越多的安全感。吃、穿、用、住的消费水平，更是与6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老人们会记得，百姓心中的高档消费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百元级“老四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80年代是千元级的“新六件”——电视机、洗衣机、录音机、电冰箱、电风扇、照相机；到90年代后就是万元级、十万元级、百万元级的电脑、汽车、商品房。 新中国成立之初，城镇居民用于吃和穿的开支占到全部生活费支出的80％，农村居民更高达90％以上。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达到了9%和7%。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我国城镇居民已经属于富裕型消费结构，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也达到小康水平。 ● 2008年，全国实有私营企业44万户，实有个体工商户46万户，外资企业29万户 告别单一公有经济 初建市场经济体制 辽宁奥克集团董事长朱建民在1991年凭借自己的科研成果创办校办工厂，2000年创建了股份制企业，公司以年均55%的速度增长，2008年也逆势增长50%，销售额达到11个亿。朱建民说：“有人问国家给了我们民营经济什么？我说给了政策，给了环境。” 财富的创造来自生产力，生产力的活力来自体制。新中国经济建设60年，最大的成就是我们通过改革开放，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 60年前，社会主义新中国向前苏联学习，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到改革开放之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公有制所占比重约为99%。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作出了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总方针，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 经过30多年的艰辛努力，中国已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单一公有制经济活力不足的弊端得到根本改变。在所有制结构改革方面，出现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非公有制经济从无到有，迅速发展。到2008年，全国实有私营企业44万户，从业人员75万人；实有个体工商户46万户，从业人员68万人；外资企业29万户。同时，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控制力、影响力不断增强。在市场体系建设方面，多种层次、比较完备的体系格局已经形成。要素市场发展加快，股票市场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市场也趋向成熟。在经济调控手段上，初步建立起国家规划计划、财政、货币、投资等政策手段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调控机制，宏观调控体系逐步健全。 60年的中国是一个成熟的中国，它在探索中走过弯路，在成长中经受痛苦；60年的中国是一个年轻的中国，城市化、工业化仍在强劲发展，融入经济全球化才刚刚启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道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