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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政治股掌之中的一个玩物。给了相对的自由，超过了，就要被扼杀了。 
汉末魏初，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背景下，文人诗歌创作进入了“五言腾涌”的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被称为“建安文学”，它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核心，并加上孔融、王粲、刘桢等“建安七子”组成了邺下文人集团，形成了众星拱月的局面。他们悲凉慷慨、刚健有力的创作风格，被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或“建安风力”。另外，谢灵运是第一个大力写山水诗的人。而东晋末的陶渊明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有成就的诗人，他以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和遗世独立的生活态度，傲然屹立于浑浊的时代，表现出了超凡的人格和诗风。 从我国古代小说体裁的形成和发展来说，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其中晋时干宝的《搜神记》和南朝刘宋时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最值得重视。《世说新语》记载了自汉至晋不少上层土族人物的逸事言谈，写人气韵生动，记言简约精妙，实开后世笔记小说之先声。 此外，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空前繁荣，系统的著作有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还出现了文章选集，如萧统《昭明文选》、徐陵《玉台新咏》等。
《唐代文馆制度及其与政治和文学之关系》作 者：李德辉著 丛 书 名：文史哲研究丛刊 出 版 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ISBN：9787532542826 出版时间：2006-05-01 《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朱晓进、杨洪承等著《语文与政治的交互关系》朱纯柏 陈绪永（【摘要】：正(一)文学作品的主题，有许多是与政治背景密切相关的，特别是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在理解中必须要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政治制度紧密联系。因此，许多学者甚至通过文学作品来推断历史。）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一直以来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文学与政治该如何相处？这是一个不可回避、必须回答的问题。既不能完全将二者割裂开来，幻想二者并行而不相悖；也不能让文学从属于政治，成为政治的工具，这就丧失了文学的初衷。在我看来，二者关系紧密，不可能像某些人所幻想的完全割裂，互不干扰，也就是政治可以适当给文学“松绑”，但绝无可能“解绑”。 在中国古代社会，有一个现象：凡是政权割据、天下分裂的时期，这时期的思想论争就比较自由；凡是国家统一、政权归于一统，相应地，思想论争就会相对谨慎，甚至沉寂乃至于“万马齐喑”。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井喷现象，那时候诸侯纷争，政治无暇大规模干预这种文化活动。自秦统一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大一统政权时，政治对文学的干预就显得从心所欲，统一文字、焚书坑儒就是典型的政治干预文学现象。魏晋时期的政治高压使得文人崇尚清谈，喜论玄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明清的“文字狱”等，都是政治干预文学的典例。反过来，文学对政治也不是束手无策，听之任之。史官的如椽大笔、言官及谏官的“犯颜直谏”“风闻言事”、帝王的《起居注》都是文学对政治的反作用。刘禹锡一句“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招来的是被讥讽的新权贵再次贬黜地方；韩愈一篇《谏迎佛骨表》换来宪宗的“夕贬潮阳路八千”；戴明世、吕留良之徒再不必说……当然，以上只是历史上文学与政治间的部分较量，在社会主义中国，历史只能是提供经验，而不能一以贯之。 在重新思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时，我还是要重申一下文章开头提出的观点，即政治可以适当给文学“松绑”，但绝无可能“解绑”。但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又是错综复杂的，不能简单地照搬以往的“工具论”和“平行论”这种二元对立模式。一方面政治需要文学来提供舆论，来实现一些政治目的，政治也约束着文学，政治不可能放任文学游离于政治之外：另一方面，文学既回应着政治的召唤，为政治提供服务，但文学也试图尽量削弱政治对文学的关照。一言以蔽之，文学与政治从来就没有分开过，他们好比是一对情侣，相爱相杀。在新时期以来，文学与政治依然是相互渗透，互相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