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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斗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是什么? 原因:反侵略斗争失败的原因首先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腐败社会制度决定的。其次,是国家经济特别是经济技术和作战能力的落后。 教训:落后就要挨打,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不推翻腐朽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腐败社会制度,要想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去进行胜利的反侵略战争是不可能的。 9、辛亥革命的意义、失败原因和教训是什么? 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1)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沉重打击了中外反革命势力,在这以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再也不能建立起比较稳定的统治,从而为中国人民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2), 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形成了民主主义观念。(3), 辛亥革命给人们带来一次思想上的解放,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觉醒,打开了思想之门。(4), 辛亥革命促使社会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方面发生了新的积极变化。(5)辛亥革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而且推动了亚洲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失败原因 (1)在理论上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在行动上不愿也不敢正面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推翻封建势力。(2)资产阶级革命派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 (3)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 教训 (1)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2)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行不通。(3)中国革命不能依靠少数人,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起来革命,革命才会胜利 。(4)推翻任何制度或者都要先充份准备,要有强大的武装力量。 10、 如何理解近代中国的三种建国方案,两个中国之命运?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方案最终能够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 近代中国有三种政治力量,因此提出了三种政治方案。它们分别是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提出的建立国民党一党独裁专制政权;民族资产阶级提出的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国方案;工人阶级和其他进步势力提出的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由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不具备现实性,可供中国人民选择的方案只有两个:或者是继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或者创建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地主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的方案,由于违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遭到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唾弃,他们的反动统治也在根本上被推翻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方案由于脱离中国实际,也没有得到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连提出此种方案的多数人最终也承认这个方案是行不通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方案逐步获得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乃至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拥护,由此成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选择。 12、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什么和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1917年俄国爆发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动中国的先进分子把自己的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1)十月革命给予中国一个启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可以用社会主义思想指引自己走向解放道路(2)十月革命诞生的社会主义俄国号召反对帝国主义,并以新的平等态度对待中国有力的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3)十月革命中俄国工人,农民和士兵的广泛发动并由此赢得胜利的事实给予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推动他们去研究这个革命所遵循的主义 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反复的比较,推求,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蓬勃兴起,在李大钊等的影响和当时形势的推动下,一批爱国的进步青年,尤其是那些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经过各自的摸索,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注意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学习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时开始提出知识分子应当同劳动群众想结合的思想,从而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14、“长征精神”的基本内容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些内容? 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持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持正义事物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密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16、怎样评价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中执行的路线和正面战场的地位和作用? 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执行的是片面的抗战路线,即不敢放手和武装民众,将希望单纯寄托在政府和正规军的抵抗上,这种抗战路线在敌强我弱,日军装备优良国军装备落后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取得抗战的胜利的。这是国军在正面战场屡战屡败的原因之一。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民党的正面抗战功不可没!尤其是在抗战初期有效地遏止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它牵制了大部分日军,为共产党敌后开辟战场提供了便利条件。但在抗战后期,由于国民党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致使大片国土沦陷。总的来说,国民党的抗战是中华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 20、简述简述新中国成立后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条件 1)、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巩固;2)、国营经济领导地位的确立; 3)、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4)、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加强;5)、在国际形式方面,有利于中国革命转变的因素也在不断增长。 22、简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经验。 1)、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是一条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并举的道路。 2)、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是一条和平改造的道路。 3)、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是一条经过多种形式循序渐进过渡的道路。 4)、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是对经济制度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进行的道路。 
上数据库(大学里都有)搜索与你题目相同或相似或相关的论文看看别人的绪论或前言写什么,你参考着写就行。 帮您找到了一篇“油价上涨和高空驰率对上海出租车行业的影响及对策” : 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三个方面。当前.“建设节约型社会.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但随着国际油价的持续上涨, 出租车行业受我国资源短缺和脆弱环境的影响不断显现出来。本文就油价上涨和高空驰率对上海出租车行业的影响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政策性建议。 上海出租车行业在经历了2 0 世纪8 0 年代后期和9 0 年代前期近1 0年的快速发展后. 在最近1 0 来年中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统计数据表明: 行业车辆数量增幅不大的同时运营收入增长明显。截至2 0 0 6 年底. 该行业已经发展到拥有4 8 0 2 2 辆各类出租车、从业人员近1 0万、年载客5 8 9 2 亿次、年运营里程B 1 0 5 亿公里、年运营收入达1 2 4 9 7亿元的规模。 统计分析结果表明: 除夜间时段外. 其他各不同时段出租车空车流量都服从P o is s o n 分布. 工作时段平均空车流量最大. 中午和晚上时段平均空车流量最小。行业平均服务水平在最繁忙时段内每分钟平均0 . 7 2 辆空车,服务水平最好的时段内大约1 8 1 3 秒可以等到一辆空车。这样的服务水平比许多出租车公司承诺的“电话叫车后1 0 分钟到达“的标准要好. 这也许部分地给出了为什么上海消费者偏好扬招方式的原因, 同时也可以看出上出租车行业在较民出行. 所以. 不业不具备社会可持续性。1 . 燃料价格上涨与空驰率居高不下并行利用官方统计数据可整理出上海出租车行业近年运营数据如下。经简单计算知: 上海出租车行业近年的平均空驰率在4 2 % 以上,2 0 0 6年有大约2 4 3 3 亿公里是车辆空驰里程。另一方面. 随着近年全球石油价格波动. 国内燃料价格呈攀升且加速趋势。 来源:360论文网。
论文常被用来进行科学研究和描述科研成果的文章。它既是探讨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科研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论文格式封面 论文常指用来进行科学研究和描述科研成果的文章。它既是探讨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科研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它包括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学位论文、科技论文、成果论文等,总称为论文[1]。论文格式就是指进行论文写作时的样式要求,以及写作标准。直观的说,论文格式就是论文达到可公之于众的标准样式和内容要求。 结构 论文一般由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其中部分组成(例如附录)可有可无。论文各组成的排序为: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英文题名、英文摘要、英文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附录和致谢[2]。 题目题名规范 题名应简明、具体、确切,能概括论文的特定内容,有助于选定关键词,符合编制题录、索引和检索的有关原则。命题方式 简明扼要,提纲挈领。英文题名方法①英文题名以短语为主要形式,尤以名词短语最常见,即题名基本上由一个或几个名词加上其前置和(或)后置定语构成;短语型题名要确定好中心词,再进行前后修饰。各个词的顺序很重要,词序不当,会导致表达不准。②一般不要用陈述句,因为题名主要起标示作用,而陈述句容易使题名具有判断式的语义,且不够精炼和醒目。少数情况(评述性、综述性和驳斥性)下可以用疑问句做题名,因为疑问句有探讨性语气,易引起读者兴趣。③同一篇论文的英文题名与中文题名内容上应一致,但不等于说词语要一一对应。在许多情况下,个别非实质性的词可以省略或变动。④国外科技期刊一般对题名字数有所限制,有的规定题名不超过2行,每行不超过42个印刷符号和空格;有的要求题名不超过14个词。这些规定可供我们参考。⑤在论文的英文题名中。凡可用可不用的冠词均不用。 摘要 摘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3]。 摘要的规范 摘要是对论文的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要求扼要地说明研究工作的目的、研究方法和最终结论等,重点是结论,是一篇具有独立性和完整性的短文,可以引用、推广。 关键词 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计算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分析,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参见《汉语主题词表》和《世界汉语主题词表》)。关键词规范 关键词是反映论文主题概念的词或词组,通常以与正文不同的字体字号编排在摘要下方。一般每篇可选3~8个,多个关键词之间用分号分隔,按词条的外延(概念范围)层次从大到小排列。 关键词一般是名词性的词或词组,个别情况下也有动词性的词或词组。 应标注与中文关键词对应的英文关键词。编排上中文在前,外文在后。中文关键词前以“关键词:”或“[关键词]”作为标识;英文关键词前以“Key words:”作为标识。 关键词应尽量从国家标准《汉语主题词表》中选用;未被词表收录的新学科、新技术中的重要术语和地区、人物、文献等名称,也可作为关键词标注。关键词应采用能覆盖论文主要内容的通用技术词条。选择关键词的方法 关键词的一般选择方法是:由作者在完成论文写作后,从其题名、层次标题和正文(出现频率较高且比较关键的词)中选出来。 论文正文 要点⑴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 〈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提出问题-论点;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解决问题-论证方法与步骤;结论。 为了做到层次分明、脉络清晰,常常将正文部分分成几个大的段落。这些段落即所谓逻辑段,一个逻辑段可包含几个小逻辑段,一个小逻辑段可包含一个或几个自然段,使正文形成若干层次。论文的层次不宜过多,一般不超过五级。 标准论文格式 一:1、题目。应能概括整个论文最重要的内容,言简意赅,引人注目,一般不宜超过20个字。 论文摘要和关键词。2、论文摘要应阐述学位论文的主要观点。说明本论文的目的、研究方法、成果和结论。尽可能保留原论文的基本信息,突出论文的创造性成果和新见解。而不应是各章节标题的简单罗列。摘要以500字左右为宜。 关键词是能反映论文主旨最关键的词句,一般3-5个。3、目录。既是论文的提纲,也是论文组成部分的小标题,应标注相应页码。4、引言(或序言)。内容应包括本研究领域的国内外现状,本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及这项研究工作在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理论意义与实用价值。5、正文。是毕业论文的主体。6、结论。论文结论要求明确、精炼、完整,应阐明自己的创造性成果或新见解,以及在本领域的意义。7、参考文献和注释。按论文中所引用文献或注释编号的顺序列在论文正文之后,参考文献之前。图表或数据必须注明来源和出处。(参考文献是期刊时,书写格式为:[编号]、作者、文章题目、期刊名(外文可缩写)、年份、卷号、期数、页码。 参考文献是图书时,书写格式为:[编号]、作者、书名、出版单位、年份、版次、页码。)8、附录。包括放在正文内过份冗长的公式推导,以备他人阅读方便所需的辅助性数学工具、重复性数据图表、论文使用的符号意义、单位缩写、程序全文及有关说明等。
21世纪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若干趋势 时间:2004年11月30日 作者:马 敏(华中师范大学校长) 来源:史学评论网 在近些年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我们大致可以观察到三种日趋明显的历史观,即更趋精细的历史观、长程的历史观、内部取向的历史观和总体的历史观。这几种历史观分别代表着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发展趋势,实不容忽视。 精细的历史观提倡多向度的历史视角,主张历史中的区分和具体化,通过对历史细节的重建,再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相;长程的历史观以“大历史”为口号,提倡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揭示历史表象之下更深层次的运动;内部取向的历史观主张站在中国自身立场,从中国历史继承性方面,从中国内在自身规定性方面,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可变性与不变性方面,重新审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观察中西互动的复杂情形。还有总体的历史观,主张在丰富的层次和多方面的联系中把握历史。这四种史观从某种意义上说,均是研究范式转换的结果,而且体现了当前历史思维方式的变更和历史研究空间的扩大,对我们思考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取向不无启示意义。下面略为分述之。 一 更趋精细的历史观 同那种将传统与现代、新与旧、进步与保守等截然二分的史观不同,更趋精细的历史观主张以一种更为精细的观察视角,通过对史实的细致重建,再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相。以手边的两巨册《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为例,刘广京先生在“序言”中强调,在运用现代化理论进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时,要考虑“如何更精细地,而且更明彻地就中国历史遗产来讨论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历史现象是非常复杂的,许多只能从最隐微处去察知,思想史研究尤然。台湾学者王凡森注意到,在中国主张自然人性论的思想家的作品中,便“常能见到极为深刻的道德严格主义。这种现象以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为特别突出”.所以不能轻言“解放的思想家”(参见上册,第70—7l页)。章开沅先生在其论文中通过对晚清革命党人“排满”口号的细致剖析,指出了民族主义的“两面刃”特性:“民族主义仿佛是一把两面刃,既可以伤害对手,也未尝没有可能伤害自己。”故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肯定民族主义历史进步性的同时总是要指出其局限性……其道理正在于此。”(上册,第660页)潘光哲的论文通过对《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作者王锡祺生平行事的研究,提出史家除注意那些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近代“巨型知识分子”的研究外,还应将那些名不见经传,但多少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小人物”的研究纳入研究者的视野,追溯其独特的生存状态和回应近代挑战的独特方式,使历史图像的构成呈现出丰姿多彩、复杂多样的本态(上册,第423页)。张玉法先生有关山东新政的个案研究,将山东新政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为外力入侵所作的应变措施,如开口通商、路矿权维护;第二类为加强国防而办的“船坚炮利”事业,如机器局、架电线、建新式炮台等;第三类为庚子以后的一般政治改革,如办巡警、新式教育等;第四类为预备立宪时期各省逐年筹备之事(上册,第518页)。这种根据地区不同情况所作的类型区分,使新政的研究更加具体化,也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总之,这种趋于更为仔细的观察和更为精致的描绘的史观,关注在丰富史实基础上对历史细节的重建,以最终达到历史真像之再现,与柯文等“中国中心观”论者强调区分和特殊性,何伟亚等后现代主义者之强调对“多种参差多相的力量之间的关系网络”的关注,殊途同归,十分接近,预示着本世纪历史研究的走向,实不容忽视。 二 长程的历史观 从“大历史”观出发,注重对长时段历史的考察,时下已不再只是一种观念,而且已外化为具体的史学实践。其成果不仅体现在法国年鉴学派的一系列重要成果之中,而且也体现在西方学者最新的成果之中。黄仁宇先生在“大历史”观指导下所写的一系列描绘“大历史”的著作,已是尽人皆知,备受青睐.而新近如黄宗智先生的近作《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1350—1985》,跨越清代史和近现代史的鸿沟,对长江三角洲600余年间历史进行纵向的考察,提出了许多富有新意的见解,也引起史学界的普遍关注,亦为运用长程历史观解读历史的成功范例之一。[1] 长程历史观的一个长处,便是能够在较大的时空范围内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揭示历史表象之下更深层次的运动,从而进入所谓“总体史”研究的新范式、新境界。比如,对社会结构史的研究就是如此。社会结构是社会各要素之间相对稳定的关系架构,是庞大复杂的社会的存在方式,它的演变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是社会的整体性、根本性的变迁。其相对稳定性和整体性,要求由过去偏重短时段的研究,演进为重视长时段的研究[2]。在世纪交替、中国社会现代转型正加速推进的今天,如何做到“通古今之辨”,重视对长期历史演变和社会结构转型规律性研究,重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连续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同时对吸收先进的史学思想,构筑跨世纪的新型史观亦极具提示意义。一如布罗代尔所说:“对历史学家来说,接收长时段意味着改变作风、立场和思想方法,用新的观点去认识社会。”[3] 三 内部取向的历史观 尽管笔者提请注意在对“冲击—反应”模式纠偏时,不能矫枉过正,忽略中国近代史中受西方影响的一面,但不容否认的是,在重视西方影响的前提下,调整视角,从中国自身历史进程的角度观察中西互动,一定可以看到过去所忽视的一些历史面相,发现更多的来自中国社会内部的问题。这也已经成为一种颇值得注意的史学研究新潮流。林同奇业已正确地指出,柯文等所倡导的“中国中心观”的一个核心涵义,即为“内部取向”,“主要指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社会内部因素,而不是放在外来因素上”。[4]在日本,时下又有沟口雄三、滨下武志等倡导“亚洲视角”,主张站在亚洲自身历史演变的立场,“从亚洲出发进行思考”,“从亚洲来看欧洲”,重新诠释西方对亚洲的冲击和影响,并据此提出所谓“亚洲经济圈”的理论构想,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广泛的注目,颇具启发意义[5]。循此思路,也可以有所谓“中国视角”,即站在中国自身立场,从中国的历史继承性方面,从中国内在自身规定性方面,从中国文化传统的可变性与不变性方面,重新审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所得到的结论必然有所不同。譬如,20世纪初中国各地所出现的商会,自然是西方影响中国的典型事物。一般也是据此而判定商会的现代社团特征。但深入的研究却告诉我们,中国近代商会乃是建立在明清以来的会馆、公所等行会组织基础上,深受传统行会精神的影响,不能用西方的标准来硬套。银行的引入也是如此.早在开埠通商之前,中国就存在一个由传统的票号、钱庄所组成的金融网络。它们与各种各样的商号、行栈、集镇一起又构成更加复杂的商业网络。新式银行必须首先适应这一业已存在的传统金融和商业网络,才谈得上进一步与之竞争的问题。而对这个庞大网络的把握,主要得从中国自身历史传统人手。 四 总体的历史观 20世纪初梁启超提倡“新史学”,从而引发了20世纪初之“史学革命”。在新的世纪中,经过了长期具体研究和实证研究的丰富积累,许多学者提出要建立2l世纪的新史学,笔者认为,面向21世纪的新史学的建构目标或方向乃是“总体史”。 从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内在理路看,从梁启超当年所提倡的“新史学”到今天说的“新史学”,其实存在某种承继关系和内在渊源。概而言之,是从单一的王朝史、政治史向文化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等“综合”的历史发展。20世纪初梁启超提倡“新史学”的实质,就是要突破以王朝兴替为中心的旧史束缚,拓宽史学之视野。 从西方近代史学发展的渊源看,“新史学”依然是以“总体史”为其使命和特征.法国学者雅克.勒高在论述“新史学”的特征时,提出了“任何形式的新史学都试图研究总体史”的命题,并且指出新史学“以无所不包的总体历史自居,并要更新历史的全部活动范围。新史学在任何领域中的开拓性著作全都表现它们不受任何专业限制的雄心壮志。它们是旨在介绍和研究社会整体的历史著作”。由此可见,以研究长时段和深层次结构著称的“年鉴学派”,实际上就是“总体史”的代表,也因此成为西方“新史学”的代表。 因此,无论中西,现代史学潮流都是以“总体史”为指归,“总体史”既是“新史学”建构的目标,也是“新史学”的研究范式。作为研究范式的“总体史”,它追求的是层累结构的丰富性和范式转换的多次性、多样性,不能局限于现有的某一典型范式或终极范式。“总体史”范式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能预见到的新史学的根本范式。 作为范式的“总体史”可以视为史学研究的方法,作为“新史学”根本研究范式的“总体史”,实际上更多的是就方法论意义而言的,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和新的研究视角”。其中视角的转换和视野的开阔又是最具关键性的,它主张对历史进行“全景式”或“全辐式”的把握。总体史固然强调宏观的、综合的、长时段的研究,具有“大历史”的特征,但它却并不排斥微观的、具体的历史研究,而常以微观、具体的历史研究作为其载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小中有大、以小见大,把握和审视是宏观的,切人和描述是微观的,将宏观历史研究和微观历史研究、长时段研究与短时段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史学风格。比如,商会史研究和社会群体研究本来是非常具体的研究,但是我们却可以贯注“大历史”的精神,对之进行“总体史”的研究。所谓“总体史”的研究,也就是全方位的研究,即对一个具体的商会和活跃其中的商人,既可以从经济史、心态史、思想文化史角度切人进行研究,形成立体化研究格局。在研究方法上,也要采取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历史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乃至法学等多学科的各种理论和方法均可采用。这种研究的结果,是在一种新的视角和眼光之下,使某种具体的研究更趋精细化和精制化,展限历史的多面向、多维度,更接近于历史的客观事实。 进而言之,若从“总体史视角”观察,近代史研究中过去较少触及的吏治问题、经世思想问题、中国法治传统问题、中国民间经济活动问题、农村生活方式问题、近代生态环境问题、下层民众的社会心态问题等都将提上研究日程,从而大大拓宽我们对中国近代历史研究的视野,丰富近代史的内容。 当然,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趋势远不止上述四端,我们还可以从多方面加以归纳和总结,但上述四端又是十分重要和明显的趋势,十分值得重视并进行深入研究。 [1] 对该书的具体评论,参见马敏:《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史的新探索》,载《近代史研究》1993年2期。又见马敏:《规范认识的超越》,载《读书》1994年3期。 [2]有关深化社会结构史研究,参见王玉波《深化社会结构史研究》,《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 [3]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7页。 [4]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译者代序”第l0页。 [5]有关“亚洲视角”,参见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并参见朱荫贵的评论文章《朝贡贸易体系与亚洲经济圈——评滨下武志教授的《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