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求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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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传统文化资源和文化元素丰富多彩，是人类文明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灿烂瑰宝，为中华民族繁衍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每一位炎黄子孙永铭于心的骄傲。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兴衰，其要害之处在于，即“犹如没有血脉的生命是不可能生存生长延续一样，没有文化的民族同样是不可能生存壮大的。具有数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如血脉之重” 。因此，寻求传统文化生命旺盛之因，弘扬传统文化，提升国家软实力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有着重要意义。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究竟什么是传统文化呢？顾冠华先生曾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指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发展过程中在一些特定的自然环境、经济形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作用下形成和传承下来并且至今仍在影响着当代文化的具有生命力的中国古代文化”；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植根于中华民族土壤中的稳定的、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积淀着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精粹。还有的学者认为：“传统文化是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在经过不断地产生和淘汰的过程后，得以积淀、保存、延续下来的具有重要价值和生命活力的文化。” 在笔者看来，传统文化主要是指世代相传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思想、道德、风俗、习惯、典籍、宗教、艺术、科技、制度和思维方式等，是一个外延很广的概念，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等，其核心和灵魂是精神文化。我们这里所说的传统文化主要指中华民族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具有民族精神文化。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连接古代、现在和未来中国人的时间之流和生命之流，是中国人的精神生命” ， 也是中华民族香火永续的生命活力。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因此谈及它的特点，往往是见仁见智。但是概括起来主要有：重视人生和入世的人文传统、重视伦理纲常和道德教化、重视中庸和谐的处世哲学、重视坚韧顽强的文化性格。一部《易经》阐发辩证思想，阐述“变”是一切事物根本规律的道理；一部《道德经》以玄学观念“道”来阐释宇宙万物的演变；一部《论语》述说了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正是这三部经典学说令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框架得以构建，随着时间推移，历代思想家不断迸发出各种创造性的思想，这些思想经过沉淀和发展逐渐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不仅体现在物质文明方面，更多地表现在思想精神方面。具体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可大致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世代相传、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自古以来以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为重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如岳飞的“精忠报国”，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二是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拼搏精神。中华民族自古就产生了一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形成了敢于超越自我、顽强拼搏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如，“夸父追日”、“愚公移山”、“大禹治水”、“精卫填海”等战天斗地其乐无穷的思想无不体现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发向上、拼搏进取的民族精神。三是求真务实的诚信品格。这种诚信的品格一方面体现为孔子所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精神，以及老子的“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的自知品质。另一方面表现在商品交易中的“童叟无欺”、“货真价实”、“市不二价”等诚实守信上。四是贵和乐群的和谐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一方面指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另一方面指“中庸”思想，即提出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五是追求高尚的道德修养。中国传统文化囊括了大量的追求高尚道德情操的思想。其中儒家主张以提高自身修养为根本，重视道德力量的感化作用，倡导以德服人，见贤思齐。正是由于这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其影响了无数人并树立起远大的抱负和培养了高尚的道德情操。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文化传承，既有客观必然性，又有主观能动性，就犹如“基因”的力量和积极的选择一样。传统文化是“源”，现代文化是“流”。“源”是“流”的起点，“流”是“源”的发展。因此，新时期我们应该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取其精华，去其槽粕”的方针，以一种新的观念、视野、方法和逻辑去研究和弘扬传统文化，不断丰富现代文化。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以及国际地位的迅速提高，挖掘传统文化的精髓，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增强国家软实力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中国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奠定文化根基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的大地上迅速传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民本主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思想和唯物主义实践观等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有着相互融通的契合点，从而为马克思主义植根中国提供了优良的文化土壤。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其实是一个公正、平等的理想世界，这与中国“天下为公”的大同构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中国作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共产主义得以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为其所奠定的思想基础密不可分。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其核心内容就是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这些其实就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科学的、革命的爱民、重民学说。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提倡 “民惟邦本”的思想，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唯物史观更容易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深刻理解和运用。实践证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深得民心，才取得了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这与传统文化奠定的民本思想基础息息相关。 再次，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阶级斗争思想相契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素有的誓死保家卫国的气概和不屈不挠的民族斗争精神使得中国人民取得了历次革命的伟大胜利。而马克思主义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力图通过阶级斗争最大限度地去争取和维护广大群众的权益，这点与传统文化提倡的善于斗争思想不谋而合。因此，它也使得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学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容易被中国人认同。 （二）中国传统文化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文化资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一种社会主义的观念体系。”这种观念体系的发展得益于优秀的民族文化环境。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看，任何时代的社会意识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前人所积累的思想材料。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其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气质和精神底蕴，它们贯穿于中国人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等各个方面。正是深受这些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得以形成和发展。中国自古以来就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为了顺应新时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价值观并自觉以此行事的要求，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对其内容进行了精炼和通俗的概括。从国家层面看，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从社会层面看，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从公民个人层面看，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我们仔细研究不难发现，这些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炼概括仍然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为核心并结合中国的国情加以提炼而成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文化资源。 （三）中国传统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文化力支持 首先，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具有指导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强调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既适应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所倡导的“无为而治”的理念――即“减少政府干预”的理念，从而更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其次，传统文化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产生巨大的影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是在吸收中国儒家文化的大同理念和“方圆”规则等精华思想的基础上，按照马克思所倡导科学社会主义的秩序精神――“人们对于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简单的基本规则……从必须遵守变成习惯于遵守”――所形成的。 再次，中国传统文化对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思想产生较大的推动作用。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思想，是党中央根据邓小平同志“三个有利于”的指导原则，在充分汲收中国传统儒家“小康”思想的精华和提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而形成的。 最后，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以德治国”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社会主义“以德治国”思想，是对刘少奇同志关于“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新的共产主义文化和社会道德”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是对中国儒家“为政以德”思想的升华。 （四）中国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文化先导力 高占祥先生说过：“文化先导力，是探索力、是先遣力、是先行力，一句话是文化先驱力”。从发达国家来看，他们非常注意利用文化的先导性来促进社会发展。“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个人的梦，其本质内涵就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要实现这一宏伟的目标必须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而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价值取向，“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特质，“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的生态伦理以及“养浩然之气”的道德修养等向我们展示了优良的中国文化传统，即奉献精神和爱国情怀、艰苦奋斗和坚韧不屈的精神、环保意识和和谐理念、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全的人格特质，这些都为实现中国梦奠定了广泛的思想基础，从而更容易凝聚人民力量推动中国梦的实现。正所谓“强者无先例，强者的真正意义是文化先导力的活力，文化先导力是创造未来的科学” 。从文化的维度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实现中国梦的丰富资源，而中国梦也蕴含着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文化力量。实现中国梦，需要文化精神的旗帜，需要文化精神的自信，需要文化精神的激励。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