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英妮
2税收的分配职能税收的分配职能简单的来说就是国家在借助政治权利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过程中，需要将一部分社会产品或者国民收入转化为国家所有。从整体的角度来看，税收在执行分配职能的过程中主要是将一部分社会产品的所有权和支配权转变为一个新的具有经济单位与个人收入的格局。从国家的角度来看，税收执行分配智能的过程就是国家进行财政收入的过程。根据相关资料可以了解到，一般的分配相比，这种分配职能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1)税收分配与财产权利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其主要以国家的政治权利作为主要的分配依据。而且这种分配在筹集资金的过程中没有太大的限制，包含的范围比较广。(2)形成之后的税收收入基本上都归国家的支配和占用，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3)税收分配是一种强制性的分配，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也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税收所执行分配的职能其实就是为了更好的调节国家、经济单位以及个人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为了平衡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之间的关系。要想确保二者之间关系能够长久的维持下去，一定要保证整体利益不受危害。主要是因为在国家整理利益维护的基础上，才能更好的解决局部之间的利益。不仅如此，也要注重维持局部利益，只有这样才能为维护国家整体利益奠定坚实的基础。3税收的调节职能现实中的每件事情都是在不断的运动的，在不断的运动过程中其也在不断的完善和调节。调节的本质就是使事物能够符合客观客观规律的要求。比如说，吃药解热属于自觉调节的过程，人体出汗散热则属于自发调节的过程，自然界的每件事物都有其该有的规律，税收调节也是这样。税收调节主要是通过对经济活动的调节来对税收进行合理的分配。并且将按照不同分类方式对其进行划分。其中，根据其目的可划分为鼓励性调节和约束性调节。按其范围可将其划分为普通性调节和特殊性调节两种。根据相关资料可以了解到，税收执行调节职能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1)调节主体的集中性。税收调节主要是由国家来操控的，与某个经济单位或者是个人都没有太大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税收调节主要由国家负责；二是调节过程中的各种活动主要是根据国家的意志来确定的；三是调节的相关政策也是由国家来制定的，与其他团体之间没有太大的联系。(2)调节范围的广泛性。税收调节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广，在生产、分配、交换以及消费都各个过程中都有其参与。(3)税收的调节方式比较灵活。国家在进行税收调节的过程中，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对相关的经济情况和政策进行调节。虽然说税收调节的职能是客观的，但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如何进行税收调节又有较大的差距。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有很多，不仅是因为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之间的差距，还与不同地区之间统治阶级的意识有着较大的关系。不仅如此，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会因为其政治文化的区别而导致国家税收调节方向的不同，当然其税收调节的制度和目的也会因其产生较大的差距。2税收制度的构成要素国家各种税收法令以及征收办法的总称就是税收制度，其中，法律、法规、税收管理以及各种税收管理办法等都属于税收制度的包含范围之内。不仅如此，税收制度也是国家法律有机组成的一部分，对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相关的作用中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不仅是我国，其他国家的税收制度也与其国内的社会制度、经济结构以及经济政策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不仅如此，税收制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一定的不同，每个历史时期的经济、文化、政治以及统治阶级的意识都会有很大的差别，这导致不同历史时期所产生的税收制度也不尽相同。所以说，税收制度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有一定的差距，其也会随一些因素的变化而变化。据调查，这些因素主要是由实体要素和程序要素两方面所组成的。1纳税人什么征税、征多少以及由谁缴纳是每一种税收都会存在的三个问题，从法律上讲，纳税人其实就是课税主体。根据相关资料可以了解到，纳税人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所谓的自然人就是指国家的公民或居民。而法人则是指在法律允许的条件下所形成的，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参加经济活动的组织结构。不仅如此，这部分法人需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一定的义务和责任。法定纳税人负有直接缴纳税款的义务。通常情况下，负税人就是所纳税款的实际负担人，纳税人和负税人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纳税人可以进行税负转嫁，这时候的纳税人与负税人之间就存在一定的差距了。“扣缴义务人”简单的来说就是国家为了保证财政收入，所采取的一些手段。根据相关资料可以了解到，纳税人和负税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税收征纳的关系所改变的，而税收转嫁所引起的纳税人和负税人的分离则是影响了其分配关系。通常所说的税负转嫁就是指纳税人通过一定的渠道或者方式，将相关的税收负担通过一些方式转嫁给别人负担的过程。税负转嫁主要是在日益发展的经济市场以及商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所形成的。税收不仅是分配范畴，也是历史范畴。在现在社会上很多经济活动都伴随着税收，这必然会造成税收负担的产生，但是税收却不一定会产生税负转嫁，只有在一定情况下才会造成税负转嫁现象的产生。在自给自足的社会中，大多数的生活会直接从生产领域将物品转换到消费领域，其并不进行市场交换，国家一般不会对商品或商品流转征收课税，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税负转嫁出现的可能性。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商品交换的范围也逐渐扩大，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商品之间都有可能进行商品交换，该过程主要是将商品通过货币进行不同的转化，而且对商品流转额的征税也会随之扩大，在这种条件下，税负转嫁就具备了足够的条件。所以说，能否完成税负转嫁与商品货币发展程度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当商品经济活动有规律的发展时，税负转嫁的发生率就会大大增加。不仅如此，不同的社会制度也会对税负转嫁的产生形式和范围造成一定的影响。如今市场经济影响广泛，纳税人为了最大限度减少自己的应纳税额，以便获得最大的利润。大体有五种基本形式的税负转嫁：首先，是为了实现对税负的转嫁，在销售商品时将其价格进行提高，这种行为被称作前转，又被称作顺转：影响的具体过程是：把交纳的税额放到单位产品的实际生产费用里，这一行为使得税收成为组成生产成本的一个部分，在这一情况下，厂家为了不降低利润，比照税额将价格抬升成为了必然行为。但在价格无法提高的时候，生产费用又不得不提高，逼的一部分厂家不得不退出该领域的生产过程，将资本投入到其他的生产领域，而这一行为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产品的生产量直接减少，价格进一步升高。同时，消费者就将直接承受价格升高中的部分税款。再次是为了达到转嫁税负的目的，在收购原材料或企业的劳动力时将价格压低，或者双管齐下，两者方法都采用：这种行为的好处就是即使在产品出厂价格无法改变或者不得不降低的情况下，纳税人也能达到不负担或者减少负担税款的最初目的。再者是即将前转与后转结合起来进行的，其被称作混合转。如果实际的经济情况不允许纳税人用上述任何一种方式转嫁全部的负担税额，这种情况下，纳税人通常会采取混合嫁接的方式。通过这种转嫁方式，当抬高价格或者压低价格的总额超过其直接纳税额度时，还可以获得额外的利润。因为这种方式比其他方式隐蔽性更好，所以在实际作用时往往被更多纳税人采纳。然后是消转，即对已缴纳的税额，纳税人直接选择自己“消化”，即纳税人不选择提高销售价格也不选择压低生产成本。当然，这种方式需要拥有一定的条件，如降低生产成本、产品销量还有扩大的空间等，纳税人可以通过加强经荷管理，深挖内部潜力。由课税商品在生产销售流通过程中获得的额外利润来消除税负。再然后就到了税收资本化：“资本还原”是它的别称，即购买生产要素的人将未来购买的生产要素需要缴纳的税款通过从购人的价格提前扣除（即压低生产要素的购买价格）的方法，向后转嫁给生产要素的销售者这种方式的人大部分是一些可以增值的产品，比如土地、房屋、股票等，税收资本化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税收转嫁，通常意义上的税收转嫁是把经济交易每次所得税款，随时通过各种途径进行税款转嫁，而税收资本化则是一次性地将累计应缴纳的税款进行转移，因此它客观意义上是一种特殊的税负后转形式。通过纳税人转嫁税负的基本方法可以得知：税负转嫁必然附带着价格背离价值的运动。不论纳税人是提升价格还是压低价格，或者两者兼之的方式以此达到税负转嫁的目的，其相同之处都是通过价格背离价值部分取得的差额来补偿其应纳税额的同时，税负转嫁不仅需要自由定价的基本条件之外，而且还需要根据经济的景气情况、商品供求关系以及商品自身的特性（比如此商品是否是必需品还是非必需品，是否有代用品和L代用品之间的比价情况）等非主观因素而定，而不能随心所欲。2征税对象课税的目标被叫做征税对象，而国家根据政治、经济的相关需求和征收某种特定税的目的，会明确对哪些产品征税，也同时也会确定征收范围。不同的税种由不同的课税对象和征收范围构成，税率等相关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课税对象数量的的变动将直接被征税数额的数量大小决定，这也是它在税收制度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原因。确定课税对象，首要选定税源。税源是在分配过程中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形成的各类收入。它一般表现形式是利润、利息、股息、工资等。税源既可以是直接的课税对象，也可以不是直接的课税对象。举例来说，纳税人的利润所得都是征收所得税，税源和课税对象。针对财产的征税，财产的数量和价值是课税对象，财产所带来的收益和财产所有人的收入是税源。由此不难看出课税对象和税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也是为什么在设计税制时，必须依据经济形势的实际情况，注意不断变化的税源，针对课税对象进行适当的选择，并且对税种恰当的选择。课税对象的选择至关重要，如果选择课税对象时不恰当，纳税的作用不仅发挥不了，严重更可能会造成税源萎缩，税收枯竭。之所以课税对象成为了税制中的基本要素，是因为它不但决定了本税种的性质和作用，甚至本税种的名称也由它确定。因为现如今各国的社会制度各不相同，所以在经济结构、自然条件等方面，彼此也有差异，上层建筑进而影响了经济结构，当然，税制结构也是存在差异，对于税种的设置多少，名称设定都大不相同。所以对这些不同的税制和各种各样的税种的研究由此而生，为了研究税收的发展演变过程、税收的负担状况、税收来源的分布等需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深究，这是为了税收法规的合理性提供相应的依据。因为各人的分析角度不同，所以也会有不同的分类方法，目前有以下几种（1）按课税对象的性质分类什么是对流转额课税呢？它是一种以商品流转额和非商品流转额作为课税对象，在流转环节进行征收的税。在我国，目前所征收的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关税等全都属于对流转额课税，其具有与商品经济密切联系、以商品的生产与交换为前提的特点。而结合这些特点，就可以很轻易的发现，对流转额课税的税制在制订的过程中，需要参考客观商品经济的情况，从决定要征税的商品类别、商品流通环节、征税时的税率等等，其收到商品经济的很大影响。然后，流转额在对流转额课税的税额大小起到决定作用，二者是正相关的关系，且对流转额课税这一税负在自由运行的市场经济现状下能够轻易的实现转嫁。对流转额课税有这很多好处，它对国家进行资金的积累有着很大的帮助，其计税时将流转额当做基础，就算企业的成本发生了变化，税额也能保持稳定，从而使国家的财政收入更加具有稳定性，所以说其具有稳定财政的作用。什么是对收益额征税呢？它是一种将纳税人的净收入作为征税对象，即对其收益额开征的一种税。收益额体现在不同主体上，其名称也各不相同，其中，应缴纳税款的各种收入是个人的收益额，利润所得额是企业的收益额，而企业所得税和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农业税等是我国目前实行的对收益课税。而对收益课税与对流转额课税有着很多的不同点，这也是它所具有的特点，第一，对收益额课税时，由于国家在制订税率时，参考了纳税人所具有的负担能力和国家财政的需要，在对待不同企业时，按照“多得多征，少得少征，不得不征”的远的来进行收益额征税，因此有没有收益和收益多不多就对税收收入产生了巨大的制约，导致了该税收不具备较强稳定性，不如流转税类可靠。第二，收益时间对于税收收入有着很大的影响，工商企业的利润结算期对于所得税有着很大的影响，收益季节对农业税产生着很大的影响，受到以上影响，就限制了其征税周期，迫使其减小征收次数，而通常用分期预缴与年终汇算清缴的方式来进行征收。第三，该税的课税对象是纯收益，因此便于合理税收政策的贯彻落实。第四，收益税相比对流转额征税更难转嫁，这是因为很难企业在现实生活中对工人的工资很难进行下调，也很难持续让工人加班。什么是对财产的征税呢？结合目前的实际来说，目前的房产税与土地使用税等都属于对财产的增税，以后可能出现的遗产税与赠与税包括在其中，其开征是将财产的数量或价值作为标准进行的。对财产的征税有着许许多多的特点，第一，其面向范围广，覆盖广大老百姓，因此其具有较小、较分散的税源。第二，财政在财产税类的收入具有稳定性，这是与流转税额和收益额相比，财产额的变动数量很小的缘故。第三，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的税收管辖权的放开，使得地方政府更加容易实现征收管理的灵活化，让征税的效率得到更大的提高。什么是对行为征税呢？结合目前的实际来说，目前的印花税、车船使用税，契税与城建税等都属于对行为征税，其开征是将那些特定行为作为标准进行的。对行为征税有着税收选择上的灵活性这一特点，而这也是它的优点，如此一来，它能够让国家更好的实现对某一行为或者某些方面进行的税收调节，让税收调节与国家的政策需求和现实要求相结合，便于国家开展调控。（2）按税收收入形态分类实物税，顾名思义，其征税形式不是货币，而是以那些类似粮食、棉花、牲口等实物来收缴的。在我国实行的实物税，主要是在1985年之前的农业税的收缴，而在这之后，就开始逐渐用货币税来代替实物税，最终于2006年取消了实物税。货币税，顾名思义，其征税形式就是货币，而纳税人在缴纳货币税时，可以通过许多形式来实现，如通过现金缴纳，通过支票缴纳等，货币税的形式相比之前的实物税是一个显著的进步，意味着我国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使得国家财政的管理与使用更加便利。（3）按税收的课征方法分类定率税，顾名思义，就是依照国家法律规定的税率来进行税款的收缴，它有着许多有点，如它有着更加简便的征收过程，是更加稳定的税收来源，可以起到稳定国家财政的作用，同时能够帮助经济更好发展，所以得到世界各国的大力推行。对于摊派税来说，其又被叫做配赋税，它是将国家提前规定好的应该征收的税的总额来照规定好的份额来分摊下去，来分别确定全部的纳税人和课税的目标应该缴纳的额度，这一制度在我国的历史上曾经得到过施行，有一定的经验可供参考。（4）按税收的计征依据分类用应税产品的价格来对税款进行计算，这是从价税的一个判断依据，也是其定义，比如，从价税包括多种多样的流转税，其有着税额发生增减是伴随着商品价格的高低变化的特征。用应税产品的重量、件数、容积、面积等数量来对税额进行计算，这是从量税的一个判断依据，也是其定义，比如，从量税包括资源税，其有着不随价格上升或下降而发生变化，而只是关联着课税对象的目标变化的特点。（5）按税收和价格的关系分类价内税，按照字面意思来进行理解，就是那些价格里面包括了税金的，就被称作，这是其判断依据与定义，而价内税包含着相当多数的对流转额课税。价外税，按照字面意思来进行理解，就是那些价格里面不包括税金的，它要在价格之外进行税金的附加，这种情况在我国比较少见，只占了税种中的一小部分。（6）按税负是否容易转嫁分类纳税人无法通过一些手段来对其他人转嫁税收的负担，而负税人一定是纳税人本身，这就是直接税，直接税包括了很多种，其中有财产税、遗产税与所得税等。如果纳税人可以通过某些手段来对其他人转嫁税收的负担，如增值税和营业税都可以实现这一点，那么这里的负税人就可能不是纳税人，这就是间接税。不容易转嫁的是直接税，而与之相反的间接税就属于容易转嫁的一类，而这也是在对比中得出的，具体需要依照价格运动的基本原理来决定是都进行税负的转嫁。那些只是将直接税和间接税的划分作为标准，来对某些税进行绝对化的判断，就脱离了现实情境。（7）按税收收入归属分类中央税，顾名思义，就是那些如中央控制的国有企业缴纳的所得税，铁道部、银行总行、保险的营业税，以及海关关税等诸如此类的税种，这些税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划归中央财政所有，因此就都属于国家税，也被称为中央税。地方税，顾名思义，就是那些如地方控制的国有企业缴纳的所得税，集体企业、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城市房地产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农牧业税，等诸如此类的税种，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划归地方财政所有，它们于是就被称为地方税。按照上面的分类方法，地方税就是那些被划归给地方的税种，中央税就是那些被划归给中央的税种，那么对于像增值税这样，地方与中央都能够分到一定份额的税种，我们在对它们分类时，就把它们划为中央地方共享税。将上面提到的各种方法进行总结，它们都是按照特定的要求来进行分类的，在这里面，按照课税对象的性质来进行分类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而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由于课税对象才是税法最最核心的要素，因此对经济的调节效果与作用就会随着课税的对象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如此一来，就需要根据课税对象的不同来分别进行税收制度的制定，在征管方法上，也需要适应不同的课税对象来制定，结合它们各自所具有的不同情况。 
市场经济业已成为我们经济生活的主要体制样式，也逐渐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运作逻辑。在《大转型》一书中，卡尔·波兰尼对市场经济及其运作逻辑做了非常精到的概括。市场经济是指一种在市场独自控制、调节和指导下的经济体系；商品生产和分配的秩序，则托付给这一自我调节的机制。这种经济制度来自于这样的期望，即人类的行为方式是以实现最大的金钱收益为导向的。自我调节意味着，所有产品都是为了在市场上销售，所有收入都来自这种销售。市场体系最令人吃惊的特性在于，一旦它被建立起来，人们就必须允许它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运行。质言之，市场经济就是一种没有、也不需要外界干预、完全依赖自我调节，以实现收益最大化的经济体制。 自从市场经济发生以来，其相关的争议就从未停止过。易言之，对市场经济的批判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从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到马克思、乔姆斯基都持有一致的观点。阿尔诺·比特认为，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引向人剥削人、社会财富集中和个性疯狂。他认为，这不是“经济”，即通过改造大自然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而是亚里士多德称之为“金钱经济”的东西：把经济从一种服务于社会（城邦）的子体系，蜕变为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牟取利润的机器。本文主要讨论市场经济的限度。论证思路是从市场经济导致大众贫困这一现象入手，进而就市场经济的界限的主要表现做一个整体性的阐释。据此，有针对性地提出破解市场经济局限性的相应思路。 一、大众贫困导致市场经济的困局 无论是对市场经济的反思，还是对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的重新评价，我们都会注意到有这样一种观点，即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将导致大众贫困。这一点对于我们刚刚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来说，无论如何，都有一些可资借鉴或者说警戒意义。因为无论是我们对于市场经济的知识储存，还是对于市场经济的宏观驾驭，我们都还相当有限，是处于真正的“处级阶段”。 1995年，克劳斯·科赫在其《市场的贪欲——国家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无奈》一书中对于西欧人对未来的憧憬有六个方面的期待：第一，一部分能够而又愿意工作的公民一直没有自己的职业工作。对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来说，这种状况在他们适龄就业时期将不会改变。第二，各国的富裕程度还能够维持很长一段时间并保持目前的范围，但只向社会的少数成员分配。不能再指望实现能使大幅度的失业人口减少。第三，维持这种富裕程度让大部分人工作，共同养活少数不能工作的人，给高收入或最高收入者特权化。所谓的收入剪刀差仍像20世纪80年代一样继续保持，以致大多数劳动者的实际工资逐渐下降，贫困人口的增长趋势没有丝毫改变。第四，各国劳动社会日益受到世界市场竞争条件的制约，逐渐分化，并且裂缝越来越大。第五，完全靠国家养活的贫困人口的构成不会有太大的改变。这种构成还在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吸收新的成分，因而被认为是劳动社会的必要条件。第六，上个世纪工业社会的劳动公民所经历的三个社会年龄段不再决定一大部分人，甚至可能是绝大多数人的一般生活水平。在受国家保护的家庭中的青年时代和受教育时期、职业劳动和社会活动时期、最后退休晚年时期——工业社会的这三个生活年龄段对于许多人来说将被打破。首先为了国家劳动市场政策的目的，退休年龄将越来越实用主义化。 这就是科赫所总结的西欧人眼中的市场经济造成劳动人口失业的恶果。科赫进而总结道，“越是让市场自由发展，市场就越是不可避免地成为破坏和瓦解民族社会一体化的罪魁祸首。如果说市场在过去的几十年内依靠强大的福利国家成功地消除了阶级冲突，那么，今天它正在制造新的分化。” 典型表现就是贫富悬殊和收入分化的加剧。历史惊人的相似一幕在于，这一现象不仅仅在市场经济相对完善的发达国家存在，而且在刚刚步入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亦普遍存在。 在1999年出版的《资本主义黑皮书——自由市场经济的终曲》一书中，罗伯特·库尔茨对于市场经济造成大众贫困这一事实予以了无情的鞭笞。在“现代化与大众贫困”一章中，库尔茨首先批驳了“市场经济从根本上促进了社会富裕程度的提高”这一传奇故事。如果依照这一逻辑，人类在进入现代市场经济之前必定是在饥寒交迫中挣扎，问题恰恰在于，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经历恰好与此相反。“尽管资本主义无疑增添了各种生产力的科学性并极大地加速了它们的发展，但奇怪的是，社会富裕程度的增加始终是间歇式的，并且仅仅局限于某些社会阶层以及世界上的某些地区。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是一场残酷的优胜劣汰的游戏。其残酷性体现在：每一个社会意义上乃至生理意义上的人都无法逃避这场游戏，而这场游戏又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输家多于 赢家的这个结局。” 市场经济的历史经验就是，少数人发家致富而大部分人却艰难度日；贫富分化差距日益扩大。“一方面，少数人不知廉耻地聚敛财富；另一方面，广大民众日渐贫困。在这种情况下，以统计学中的平均值作为衡量社会富裕程度的标准，无异于给社会现实一记响亮的耳光。” 关于这一点的批判特别在左派表现得非常明显。“在那里，富人愈来愈富。确切地说，在美国，在最近十年里，百分之二十的富人的收入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同期百分之二十最贫困人口的收入下降了百分之十四。这表明工业化国家里的两极分化正义同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一样的速度进行着。”“如果说经济的使命是通过合理组织劳动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我们就可以确认，我们的经济制度并没有完成它的任务。也不存在将来它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任何希望，因为它是建立在使富人愈富、穷人愈穷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的。”“要对穷国日益加剧的贫困和饥饿这一过失负责的，既不是日益增长的人口，也不是大自然或人类，而是我们的经济制度——市场经济。” 左派对市场经济的刻薄、谩骂，直接将贫困、饥饿、两极分化等诸多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归之于市场经济，这也无异于给市场经济的鼓吹者一记响亮的耳光。 据此，库尔茨得出结论，“任何对历史基本属实的总结分析都会断然否认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提高社会富裕程度’的作用”。这一点，无论是从生活水准、闲暇时间还是从大多数人的健康幸福来说，我们都可以下此断论。事实上，在1944年出版的《大转型》一书中，卡尔·波兰尼也重申，圈地运动一直被恰当地视为是一场富人对穷人的革命：封建领主和贵族掠夺穷人的财富，推倒穷人的房子。总之，无论是从市场经济将导致大量人口失业，还是从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效应来看，完全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其必然结局就是大众贫困。或者说，对于大众而言，在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体制之中，其命运总是趋于贫困与日益恶化状态。 二、市场经济的界限面面观 如果说，我们前面讨论的是市场经济必然导致大众贫困的话，即市场经济在分配上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由此出发质疑，市场经济既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势必还有诸多缺陷。除此之外，市场经济尚有哪些局限性？ 波兰尼在论述市场经济的兴衰时，特别论及了两种相互抵触的趋势：一是市场的无限自由扩张，一是社会针锋相对的限制。前者旨在建立自我调节的市场，依赖的是贸易阶层的支持并且主要使用自由放任与自由贸易作为它的方法；后者旨在保护人类和自然以及生产组织，依赖的是那些最直接受到来自市场的有害行为影响的人——主要、但并不仅限于工人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各不相同的支持，使用保护性立法、限制性协会和其它干预的手段作为它的方法。因为任由前者的无情肆虐，其对后者的破坏性将是无可估量。正如罗伯特·欧文的天才洞察：如果人们任由市场经济按照它自身的规律发展，势必产生巨大而永久的灾难。[9]简言之，正是因为市场经济有其内在的局限性，所以社会就必须发挥其抗衡市场经济的正面作用。波兰尼在这里还只是提到了一个市场与社会的必然对抗情况。如果我们跳出这一“市场－社会”的二元分析模式，进一步追问，市场经济到底有哪些局限性？或者说，市场经济的界限在哪里？具体而言，市场经济的界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0]： 一是市场经济的政治界限。尽管政治民主可以保护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是市场与民主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希特勒和皮诺切特都积极实行市场经济，但他们在政治上却是独裁者。此外，虽然市场经济与资本的所有制形式无关，但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不会让外国资本完全控制本国对国民经济具有重大意义的部门和相关领域。因为这些都是由政治所决定的市场界限。就世界市场的贸易来看，产品和服务不是按照其本身的价值，而是按照其价格进行交换。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些价格一直以有利于工业化国家的趋势不断下跌。简言之，政治殖民主义终结以来，价格控制已然成为剥削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的重要杠杆之一。 二是市场经济的分配界限。市场本身并不能保证公平合理的分配，这一点已经成为我们的常识。在少数群体和个人追逐高利润、高收益与大多数人的普遍贫困因而要求公平分配之间势必存在着难以化解的矛盾。其实，如前所述，这一点也是市场经济的政治界限所必然导致的。它既表现在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又表现在一国之内的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如果少数群体和少数人获得权力的支持，或者与当权者相勾结，形成一种勾结型权力体制或者勾结型国家，这种分配机制就会以合法的形式固定下来。进而强化这种不公正的分配机制。 三是市场经济的社会界限。投资者关心的是永恒不变的收益和回报。而这些大多具有短期性。对于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他们没有太多的兴趣和热情。因此，大凡投资大、利润少、风险大的长期发展项目，都必须由国家和政府来承担或组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 一面还在于，这种短期的、见效快的、收益高的投资和建设会损害社会上的多数人、或者底层群众的权益。比如，通过低工资、高强度的劳动残酷剥削劳动者。其更为祸害的在于，它会损害人们对市场经济本身的态度与认知，损害人们对社会的积极的价值观的判断与形成，从而形成一种扭曲的价值判断与认知模式。 四是市场经济的伦理界限。在市场经济追求收益和利润与伦理、道德的要求和底线之间，总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和冲突。这时候是伦理道德原则高于市场经济原则，还是相反，也总是存在着形形色色的矛盾和冲突。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之下，个人的权益意识高涨，伦理道德在个体权益、经济效益等之下显得苍白无力。甚而在一些情形之下，伦理道德，哪怕是底线的伦理道德，已然成为一些人可以公然挑衅的对象。甚至不惜借助大众传媒大肆炒作。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伦理道德的悲哀还是市场经济本身的悲哀？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伦理道德？它本身能够为伦理道德担当什么？如何把握市场经济的伦理界限？这些问题都是发展市场经济所必然要正视的重要课题。 五是市场经济的生态界限。市场经济追求效益的原则势必造成对生态环境的干扰与破坏，这时候是坚持市场经济原则高于生态原则还是生态原则高于市场经济原则，也存在着相当的争议。正如卡尔·波兰尼所指出的，“各种观点和派别的作家、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资本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总是把工业革命之下的社会环境称为人类堕落的真正深渊。”[11]因为，水和空气被污染了，森林被过度开采所毁灭，草原和沙漠正在扩展，气候失去平衡，每天几乎有一百种动物和植物灭绝。从现在起，我们的非等值经济，连同唯 利是图、贪得无厌的市场经济，正在成倍地消耗那个大自然中可以再生的资源。[12] 六是市场经济的法治界限。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不需要任何的国家干预，如此情形之下，如何调节市场经济与法治的界限，也是一大难题。尚有，市场经济总是会冒出一系列的新问题，新现象，而我们的法治建设总是相对滞后。易言之，法治总是跑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后面，它们之间的这种不对称导致了相当多的人可以在相当长时期内游离于法治之外。尚有，当国家公职人员以经济效益作为衡量工作绩效的准绳、当国家对地方政府以gdp作为考量的唯一或者最为重要的指标之时，市场经济本身的法治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因为为了经济效益，不管是什么阶层的人们总会冒各种风险干违法之事。权势阶层尤其如此。 以上这些界限，正是市场经济发挥作用时面临的重重困境与种种难题。而且其面临的界限越多，市场经济发挥作用所引起的争议也就越多。实际上，每一个界限的背后都是难以化解的矛盾与冲突。不管怎么说，寻求化解市场经济界限的举措总是需要我们不断去探索。 三、化解市场经济界限之道 针对上文市场经济的界限，我们势必要进一步追问，如何化解和消弭这些界限？时至今日，纯粹的市场经济或者说完全的市场经济早已终结。早在十多年前，不少西方学者就提出市场经济必须走与国家权力相结合的道路，以化解纯而又纯的市场经济无法摆脱的病痛。“没有一个市场经济不受到国家和政府机构的带有或多或少强制性的指导。”因为，“市场经济的收益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经济当事人的自由；（2）经济当事人之间的竞争；（3）国家干预。”“市场和市场经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只有国家干预和市场的结合才能形成市场经济。市场越是发达，国家干预越是重要。国家的作用是任何个人、集团和地方集体都不能替代的。市场的原则是利润，而市场经济的原则则是国家经济的长期繁荣和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没有国家的支持和参与，市场经济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南美的一些国家，例如阿根廷，虽然实行市场经济并且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国家管理，因此经济始终得不到发展就是例证。”[13]综上所述，为化解市场经济的这些内在矛盾，我们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着力： 一是市场经济必须与民主政治联姻。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已经表明，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逻辑与内在要求就是在政治制度上实现民主政治。没有民主政治配套的市场经济走不长远，或者说后劲不足。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确实需要民主政治的跟进，另一方面，民主政治的发展又有利于市场经济朝着规范、有序、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二者之间是互为促进、互为推动的关系。 二是市场经济必须与公平正义链接。分配问题是所有经济学者、意识形态学者们都极为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其背后的价值理念就是是否符合公平正义的价值问题。如果任由市场经济发展，其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两极分化。单就简单的数据而言，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富者总是少数，贫者总是多数。如果任由前者宰制后者，公平正义无从言及，民主政治更是无从企及。 三是市场经济必须与可持续发展挂钩。如果所有的投资者关心的都是蝇头小利、眼前利益，并且这种思潮成为主导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那么，这个社会潜在的危机和隐性的忧患将严重地威胁 到这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没有可持续发展，人类的未来将无法前瞻，“美好的明天”也将成为奢侈之词与浪漫之语。 四是市场经济必须以伦理道德为支撑。市场经济是培养一大批为了钱财、为了经济效益而放弃伦理道德，甚至最起码的德性要求，还是将伦理道德内置于市场经济之中，必将成为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区别。在一个纯粹的市场经济之中，恐怕高谈阔论伦理道德只能是一件多余而无任何效果之事。 五是市场经济必须与生态文明和谐相处。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极大地糟蹋了我们的地球。我们生存的家园已经遭受了极大的威胁。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所饮用的水、我们所生存的这片土地，我们周遭的一切已经遭到空前摧残。这就是市场经济，尤其是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恶果。 六是市场经济必须以法治文明为保障。一切依赖市场的自我调节，一切依赖市场的利润导向，其法治的作用毕竟相当有限。此外，如果政府官员、我们的公仆人员也一切“向钱看”，（需要指出的是，此乃市场经济难以避免的情况，因为官商勾结是一大顽症，也是极易发生而难以根治之事）那么，市场经济也必将与法治文明背道而驰。 一些学者针对资本主义因市场经济导致的令人不满意的现状，提出全球资本主义已然终结，必须以“新的历史蓝图”取代之。并且描绘了美好社会的宏伟设想：“一个既没有资本主义也没有市场，既没有作为镇压工具的国家也没有冷漠的社会”。“我们可以归纳出使‘新的历史蓝图’与所有其他资本主义改良式蓝图区别开来的三个物质要素：一个没有市场的经济、一个没有镇压型国家的社会，和一个全民共享的文化。”[14] 虽然这些宏伟构思大多是由反当代资本主义思想家们（马克思、恩格斯、罗伯特·库尔茨、阿尔诺·比特等）所提出，其能否实现另当别论，但是，他们在解析资本主义的弊端方面还是力透纸背、入木三分。他们撕裂了资本主义的两大意识形态——市场决定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虚伪面具。首先需要承认的是，他们希望开创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寻求资本主义新的发展模式还是值得我们反思与密切关注。“把人从众多的幻觉牢狱中解放出来，从被迫的祭品变为能够自主做出决定的人，是未来的伟大解放任务。‘新的历史蓝图’是在这一漫长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15]至于这些设想能否实现，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则是第二位的事。 综上所述，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有 其不可调和的内在困境。要破解市场经济在政治界限、分配界限、社会界限、生态界限、伦理道德界限、法治界限等方面的困境，就必须在民主政治、公平正义、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伦理道德、法治文明等方面有所作为。没有这些价值的导引和制度的落实，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对人类的破坏和摧残必将难以避免。因此，规制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就必须在以上诸方面有所作为。
论文题目多参考下别人发表的过的文章，多看看资料吧（世界经济探索）还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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