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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手工艺有万年以上的不间断历史，经过古代、近代、现代三个时段的发展演变，正面临着蜕变和再生的考验。蜕变并不意味着消亡，而是以新的方式再生。然而，蜕变过程毕竟是脱胎换骨的改造。这一事实是残酷的。但适者生存的原则不仅适用于自然界，也适用于文化产业。我们都清楚地看到，20世纪的一百年间、传统手工艺从鼎盛期日渐下滑，到世纪末，已衰退到历史的低点。而同样在这一百年间，我们对传统手工艺的历史沿革、发展规律、文化内涵的整理和研究却日渐兴隆，到世纪末已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峰。这一反差耐人寻味，但并不奇怪，它们都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发生的。前者与社会的转型和变革紧密相联，是已发生的客观事实，不是理论问题。后者是在知识水平和认识水平大幅度提升的基础上，对历史的总结和对未来趋势的预测，有理论和实践如何结合的问题。本文拟从近代以来传统手工艺潜在的蜕变因素、工业社会与传统手工艺的冲突来分析21世纪传统手工艺的前途。结论正确与否，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一、近代：潜在的蜕变因素 20世纪初，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发生了有史以来最深刻的变革，推翻了千年封建体制、建立了共和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又以摧枯拉朽之势荡涤了旧的思想体系和陈规陋习，从而开辟了中国文化史的新纪元。然而在如此剧烈的社会震撼之中，传统手工艺从表面看似乎没有多少变化，大体上传承了清代的风格和技艺，时强时弱地延续了几十年。但从它与社会形态，生活方式的相关性来分析，就可以看到即将迫使它发生蜕变的潜在因素。 （一）传统手工艺的市场日渐缩小 在中国古代，手工艺品的使用几乎涉及社会的每一个层面。在“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环境中，手工艺提供了大部分的社会所需和生活所需，大到帝王的礼服、礼器，小到民间的嫁衣、纸马。尤其是宫廷和宠大的官僚机构对高档手工艺的需求曾极大地刺激了它的生产，使金、玉、漆、木、丝织、刺绣等行业的技艺登峰造极。但辛亥革命引起的政体骤变，使顶戴花翎、龙袍朝珠一夜间被废除，带有封建等级烙印的手工艺立即失去了市场。这是市场缩小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晚清以来，西方生活用品源源输入中国，如洋布、洋油灯、洋火、洋袜、电扇、电灯、钟表等等，逐步占领了大都市的市场，就连慈禧、光绪都有了钢琴和沙发。1893年（光绪十九年）上海安装了6325盏电灯，次年达到9091盏。接着，北京、天津，包括皇宫禁苑都装起了电灯（焦润明：《中国近代文化史》）。这样，实用手工艺的生产必然受到排挤。 （二）对手工艺品价值认识的偏移 传统手工艺品原来就有两大类别。一类是高档品（即后来所说的特种工艺）。兼有观赏和收藏的价值。一类是普及的实用品，直接服务于人的生活。在封建社会，高档工艺品早就成了少数人积敛财富的对象，古物则当作“古玩”收藏。据《查抄和 家产清单》，何家玉器库有“玉鼎十三座高二尺五寸、玉磬二十块、玉如意一百三十二柄，镶玉如意一千一百零六柄……，以上共作价银七百万两”。古玩器有“古铜瓶二十座、古铜鼎二十一座、古铜海三十三座……，以上共作价银八百万两”等等。民国以来，实用手工艺品虽然有收缩的趋势，但富商大地主和新贵对高档工艺品的需求并未有丝毫减少。因此对手工艺品的价值就明显地偏向了高档的特种工艺品。经济价值和收藏价值的明显上升，使实用价值显得无足轻重。晚清至民初苏州工艺美术的畸形发展就是一例，当时以红木家具、玉雕、珠宝、檀香扇、刺绣为大宗，基本上都是特种工艺品。 （三）手工艺的创作观念难以与时代同步 近代传统手工艺的创作观念长期停留在清代风格之中，少有变化，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父子师徒世代相继的传承方式，使技艺和风格走向程式化，一时难以扭转。正如《考工记》所说：“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二是近代文化转型的不平衡性，使传统手工艺无法迅速与时代靠拢。上个世纪初叶，当东南地区和大都市已经出现较多西装的时候，边远地区还在给少女裹足，社会上出现了古今混杂、中西并举的现象，传统手工艺似乎无所适从。一些人感到世事的变迁，以创新来争取市场，如景德镇瓷瓶上出现了时装人物画。一些人处于猎奇心理，又丢不开传统的观念，就产生了非中非西的混合风格。如苏州东山雕花大楼，既有中国吉祥纹和廿四孝雕刻，又有罗马柱头和文艺复兴式的雕花，杂乱无章。只有刺绣不自觉地发生了比较彻底的蜕变。刺绣在古代以实用为主，明代露香园的“顾绣”开创了以绣仿画的工艺，并广为流传。在实用刺绣日趋衰退的时候，这种工艺反而蒸蒸日上，但它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刺绣了。三是高居于现实生活之上的高档工艺品，本来就是用以升值的藏品和玩物，以仿古为上品，自然可以无视社会的变革。总之，近代传统手工艺处在变与不变，似变非变的边缘线上，预示着一场难以阻挡的蜕变之风将要横扫中国。 
春秋战国时期在服装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是深衣的广泛流行和胡服的出现。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促进了汉族宽衣博带、长裙长袍服装的改革。赵武灵王为了军队的战斗力，冲破阻力，下令全国穿游牧民族的短衣长裤，学习骑射，终于使赵国强盛起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服装改革，胡服从此盛行。伴随胡服也传来了带钩，它是用于结束革带的，由于它比革带的扎结方式更加便捷，因而很快就流行起来。相关知识：“胡”是个模糊用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时专指匈奴，有时泛指从东北到西北诸游牧民族，有时甚至还要更宽泛一些。因此，胡服是指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服装，他们为了游牧骑马的需要，多穿窄袖短衣、长裤和靴子。沈括说：“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一个“全”字，或者把话说得有点过分，但胡服对汉族服饰的发展确实影响极其巨大。 辽、金、元时期的服饰既沿袭汉人的礼服制度，又具有本民族的特色辽、金、元时期的服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既沿袭汉唐和宋代的礼服制度，又具有本民族的特色。辽金男子的服饰多为圆领、袖的缺胯袍，着长统靴或尖头靴，下穿裤，腰间束带。元代男子的服饰有汉族的圆领、交领袍，也有本民族的质孙服，其形制与深衣类似，衣袖窄瘦，下裳较短，衣长至膝下，在腰间有无数褶裥，形如现今的百褶裙，在腰部还加有横襕。领型有右衽交领、方领和盘领。下穿小口裤，脚穿络缝靴。服色以白、蓝、赭为主。此外，元代服饰在质料上发生了较大变化，由于棉花的广泛种植，棉布成为服饰材料的主要品种。 明代的服装继承前代，清代服装对近代影响较大?明代的服饰，大体上沿袭唐制，但宋元服装形式中的某些式样也有保留。清代的服饰对近现代服装形式影响较大，清代与以往任何朝代不同，是以少数民族服饰完全取代汉族服饰为主的朝代，汉族服饰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清代男子服饰可分为两种：满族民族服装；外来西洋服装。清代袍的式样，是在满族传统基础上加以变化，并吸取汉族服装特点。一般袖子比较窄瘦，礼服是箭袖，又称马蹄袖。袍身用钮扣系结。右衽大襟，圆领口。皇室的袍有前后左右四开气，而士庶男子只能在左右开气。马挂是清朝特有的满式服装。它式样多为圆领，有对襟、大襟、琵琶襟等式样，有长袖、短袖、大袖、窄袖之分，但均为平袖口。直到清末西洋服装传入和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服装才起了重大变化，进入了近现代服装发展阶段。
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文化审美意识的嬗变。无论是商的“威严庄重”，周的“秩序井然”，战国的“清新”，汉的“凝重”，还是六朝的“清瘦”，唐的“丰满华丽”，宋的“理性美”，元的“粗壮豪放”，明的“敦厚繁丽”，清的“纤巧”，无不体现出中国古人的审美设计倾向和思想内涵。但某一时期的审美设计倾向、审美意识也并非凭空产生的，它必然根植于特定的时代，在纷乱复杂的社会现实生活中，只有将这种特定的审美意识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加考察才能见其原貌。 一、秩序井然的服饰——自夏至西周时期 周朝作为最强盛的奴隶制王朝，为了巩固统治，制定了一套非常详尽周密的礼仪来规范社会，安定天下。表现在服饰上，如不同场合要穿戴不同的服饰，有祭礼服、朝会服、从戎服、吊丧服、婚礼服。这些服饰严格区分了天子与官僚、贵族与平民的等级差别，形成了一整套的冠冕制度模式，影响了自商周以来三千年封建社会的服饰文化。从此，服饰开始标识每个人的社会角色，以便“分贵贱，别等威”。 西周服饰 二、从百花齐放到趋于一致——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 战国时期七国崛起，各自独立。在服饰上也各显其地方风格与文化风采，处于“百花齐放”的状态，呈现出一派绚丽多彩的景象。如春申君的3千食客中的上客皆着珠履；平原君后宫百数，婢妾均披绮披纱；卫王宫的卫士穿黑色戎衣；鲁国的儒者服长衣、褒袖方履，等等。秦汉时期随着国家统一的实现，服装风格也逐渐趋于一致。至东汉明帝永平二年，重新制定了祭祀服制与朝服制度，形成了正式完备的冠服制度。 三、胡汉交融——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内部分崩离析。正是由于战争，北方民族的游牧文化、西域文化与汉族文化碰撞、融合，使得中国服饰文化进入到一个追求时髦、胡汉交融、奇装异服盛行时期。这个时候因为大量的胡人搬到中原来住，胡服便成了当时时髦的服装。汉服中的紧身、圆领、开叉，就是融合了胡服的特点。同时，受先进的汉文化和风气的影响，北朝各族纷纷推行汉化运动，仰慕汉族衣冠服饰，形成了“群臣皆服汉魏衣”的状况。 四、开放浪漫、异彩纷呈——隋唐五代时期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是我国政治经济高度发展，文化艺术繁荣昌盛的时代，造就了独特的开放浪漫风格的唐朝服饰。尤其是唐代的妇女服饰，是历代中的佼佼者。唐代的女装颜色鲜艳，造型雍容华贵，装扮配饰富丽堂皇。如在衫、裙之外还有披在肩上的长围巾“帔”。还有特别的短袖半臂衫，套穿在长衫外面。这种装扮使唐朝女装形成袒胸、裸臂、披纱、大袖、长裙等极为开放的风格。 五、质朴保守——宋朝时期 宋朝统治者注重文治，竭力推崇程朱理学，把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理论根据加以倡导，其目的在于去掉人们的任何反抗意识。这种理学观念影响到人们的着装，使宋朝的服装一改唐朝服饰旷达华贵，恢弘大气的特点，服装造型封闭，拘谨保守。颜色严肃淡雅，色调趋于单一。另外，两宋时期，边患不断，统治者的软弱无能，官僚队伍和军队的壮大，形成积贫积弱的局面，为此统治者三令五申，要求服饰简约淡泊，力戒奢侈铺张，从而形成了以后质朴淡雅为宗的一代审美标准。 六、异地胡风——辽金元时期 作为古代史上民族融合的又一高潮，这时期的服饰既体现了游牧民族的特色又有融合的色彩。服饰大多用毛织品并且制作较为简单、实用，易于马上作战射猎。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筒靴。元服则吸收宋服形式，官服款式较特殊为窄袖、盘领、缝掖，独具特色。 七、继承创新——明清时期 朱元璋统一天下，建立大明帝国后，对服饰也有统一的要求。先是禁胡服，继而又以明太祖的名义下诏：衣冠悉如唐代形制。对民间的男装也有规定，大人多穿青布直身的宽大长衣，头上戴四方平定巾。 清朝作为古代文明向近代文明转型的前夜，在服装史上也是改变最大的一个时代，清服是中国古服与近代服的交接点，它的存在是以后发展到近代男士的马褂长袍、女士的旗袍的前提。清代还是个满汉文化交融的时代。清代中期始，满汉各有仿效，到了后期，满族效仿汉族的风气颇盛，甚至史书有“大半旗装改汉装，宫袍截作短衣裳”之记载。
远古时期服饰的起源是出于实用。原始人类使用兽皮和树叶等来遮盖自己的身体，穿戴动物的皮毛用于保暖。石器时代后期，人类逐渐发明了骨锥和骨针，从而创造了原始服装。从先秦时期我国古代服制开始建立，对以后各个历史朝代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华夏族服饰的特点是上衣下裳，宽衣博带，“上曰衣，下曰裳”，下身穿的裳实际是裙，而不是裤。夏商周 秦汉女子以深衣为尚，只是衣襟缠绕层数增加，衣摆宽度增加，穿此种深衣，腰身要裹得很紧，用带子束住。汉服自古礼服褒衣博带、常服短衣宽袖。当西方人用胸甲和裙撑束缚女性身体发展时，宽大的汉服已经实现了放任身体随意舒展的特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女子服饰大体上还是承袭秦汉旧制，以襦、衫、裙为主，也以大袖衫为尚，流行上襦对襟（开衫），裙一般是裙腰高，上衣短，衣袖窄，下裙长。一秉东汉追求繁华、奢丽的风格，敝屣旁边加以垂饰飘带，这便是辞赋中的“华袿飞髾”。 女子服饰则长裙曳地，大袖翩翩，饰带层层叠叠，表现出优雅和飘逸的风格。款式多为上俭下丰，衣身部分紧身合体，袖口肥大，裙为多折裥裙，裙长曳地，下摆宽松，从而达到俊俏潇洒的效果。加上丰盛的首饰，反映出奢华糜丽之风。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一致，由战乱而波动，经济文明昌盛，服饰的开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出现出一派绝后绚烂的现象。 在隋代及初唐时期，妇女的短襦都用小袖，下着紧身长裙，裙腰高系，普通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并以丝带系扎，给人一种俏丽细长的觉得。中唐时期的襦裙的比初唐的较开阔一些，其它无太大变化。两宋时期的女装是上身穿窄袖短衣，下身穿长裙，通常在上衣外面再穿一件对襟的长袖小褙子，褙子是一种衣身下沿至足，袖子加长，腋下开叉，即衣服前后片的侧缝不缝合的衣服，很像现在的背心，褙子的领口和前襟，都绣上漂亮的花边。元朝时期是由蒙古人统治，所以元代的服饰也比较特别。蒙古人多把额上的头发弄成一小绺，像个桃子，其他的就编成两条辫子，再绕成两个大环垂在耳朵后面，头上戴笠子帽。元代人的衣服主要是“质孙服”，是较短的长袍，比较紧、比较窄，在腰部有很多衣褶，这种衣服很方便上马下马。 元代的贵族妇女，常戴着一顶高高长长，看起来很奇怪的帽子，这种帽子叫做“罟罟冠’。她们穿的袍子，宽大而且长，走起路来很不方便，常常要两个婢女在后面帮她们拉着袍角；一般的平民妇女，多是穿黑色的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