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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人民币升值的原因及其利与弊 摘要：近年来人们币汇率受到国内外的高度关注。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国际上对人民币升值的舆论呼声特别高。人民币升值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这加快了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的进程。它有利有弊，但是利多于弊。 关键词：汇率；人民币升值；正面影响；负面影响 一、人民币升值的背景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我国顶住压力保持人民币不贬值，被世界各国称赞。2003年，我国面临着同样巨大甚至更难抵御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这次不同的是，先是日本财务相在七国财长会议上提出类似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那样的文件，要求人民币升值。随后美国财政部长斯诺也表示人民币应该升值。而由于美元走低，欧洲和东亚一些国家担心我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冲击，也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行列。国际上出现了一股强大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势力。 二、人民币升值的原因 首先从经济学上讲，可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依据： 第一，人民币汇率自1994年以来已近10年没有进行调整，而这10年中国经济和国力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第二，90年代以来，一些权威的国际机构和贸易伙伴一直就认为人民币存在不同程度的价值低估。 第三，在近几年，国际收支失衡的背景下，外汇节余过多本身就表明外币定价过高。而中国实行的“盯住美元汇率”政策，所以就使得本币（人民币）定价过低，从而使人民币升值就有很大压力。 第四，从2001年以来，世界各主要货币包括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对美元都大幅度升值，只有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一直没有调整，即人民币实际上也跟随美元对其他货币大幅度贬值。 其次从国际政治分析，人民币汇率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国际政治问题。一些西方国家频频呼吁人民币升值，背后还另有原因。他们简单地将人民币币值水平与其本国制造业的衰退联系在一起，试图强迫人民币升值。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一是人民币汇率过低。有人提出应将人民币汇率恢复在1美元兑2元人民币左右的历史水平。二是中国外汇储备过高，中国入世以来，并没有出现进口激增，相反贸易顺差大幅增加。三是中国廉价商品大量出口造成世界通货紧缩。人民币汇率之争的根本目的，就是美国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阻碍中国商品大规模进入美国。 再次从国内经济分析，人民币升值的原因来自中国经济体系内部的动力。内部影响因素有国际收支、外汇储备状况、物价水平和通货膨胀状况、经济增长状况和利率水平。人民币升值与国家缓解目前“经济过热”的顾虑相一致的。因为在固定汇率下，升值压力会被转化为通涨压力，即外汇占款导致货币供给量上升，带来通涨压力。扩大人民币浮动范围会缓解升值压力向通涨压力的转换，即人民币升值会对国内价格形成向下的压力。 三、人民币适度升值的有利影响 （一）促进我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从宏观国民经济结构角度看，人民币升值从长期来看将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我国进出口产品结构严重不匹配，出口产品居于前列的纺织品、农产品和机电产品附加值较低，人民币升值会降低这些行业的价格竞争优势。短期来看纺织品、农产品等劳动密集型的行业有利于我国发挥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解决大量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但从长远来看这些行业的畸形发展并不利于我国提高综合国力，也不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 人民币升值在客观上可以长期促进我国通过大力发展高附加值产业优化我国经济结构。当货币升值后，资本就会寻找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业进行投资，使这些产业有更多的资金进行技术创新改革，增加其国际市场竞争力。 （二）优化出口贸易结构、扩大内需，有助于我国形成稳定的经济增长趋势 在世界市场上，我国产品价廉物美。一旦人民币汇率的上升，对我国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造成一定的伤害。但是从长远来看，人民币升值将激励出口企业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和提高附加价值，一些只靠低成本竞争，技术含量低，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会被挤出市场，从而改善我国出口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促使企业转变经营机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我国企业长期以低价格占领国际市场的做法，实际是自相杀价竞争的结果。人民币升值后，企业要想在国际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必须降低采购生产资料的价格或提高管理方式来压缩生产成本。而压缩生产成本的空间并不大，因此，企业必须从自身管理经营入手，提高生产率和科技含量，提高质量，以增强竞争能力。同时，人民币汇率形成体制的改革要求出口企业不断地开发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也包括进行外汇远期买卖，在国内融资时借贷美元等运用金融手段的风险规避。这有助于企业养成随时关注国际动态，及时防范汇率所带来的风险，从而为企业进一步提升自身国际竞争力奠定良好基础。 （四）平衡、缓解各国的贸易矛盾，为以后进行深层次的贸易往来打下坚实而良好的基础 随着此次对人民币汇率体制的改革调整，我国的出口产品在生产成本和国际价格上必然被迫提升，人民币升值虽然不能解决中美贸易巨大的差额问题，但也会间接起到缓解与美国、日本等主要贸易伙伴国在低价反倾销上的贸易摩擦。 四、人民币升值的不利影响 （一）不利于出口和引进外资 原来10亿美元能从我国买到的商品，人民币升值后，买相同质量和数量的商品，外国进口商就要多付出几百万美元甚至更多才买得到了。外商在投资前肯定需要权衡得失。 （二）可能加剧我国的资本外流 人民币升值，会使原来需10亿美元在境外所能完成的投资，升值后会少用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就能完成了，因此必然会加速资本外流。 （三）使我国巨额外汇储备面临缩水的可能 目前，我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越日本，居世界第一。充足的外汇储备是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对外开放水平日益提高的重要标志，也是我们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参与对外经济活动的有力保证。然而，一旦人民币升值，我国巨额外汇储备即面临缩水的可能。 五、总结 人民币的升值是把双刃剑，它对我国进出口、对外引资、外债偿还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我国政府应该制定出合理的实施方案和应对措施，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 
货币政策的政治经济学 货币政策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其目标与财政政策的目标基本相同，包括充分就业、价格稳定、汇率稳定、高速度经济增长以及利率稳定、依据可承受的要求分摊紧缩性货币政策的负担、防止大规模银行倒闭和金融恐慌等。政策工具包括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率、法定准备金率、道义劝告、公布与指导等。货币政策有多个目标和多种工具，就需要讨论：第一，不同的货币政策之间在效果上有什么差别?第二，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对不同经济主体有什么影响?第三，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是如何选择的?如果同一个货币政策对国内不同经济主体的影响差别很大，获得利益者自然支持该政策，而利益受损者就可能反对，从而产生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差别和利益博弈。同时，在国内不同经济主体之间与货币政策的制定者之间也存在博弈，这还涉及到理性预期假定下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的问题。 (一)货币政策的制定是不同主体博弈的结果 货币政策一般是由中央银行制定实施的。中央银行是如何制定货币政策的呢?美国经济学家凯恩对比了美国联邦储备体系货币操作的两种观点：一种是乌托邦式的；另一种是愤世嫉俗式的。 乌托邦式的观点是将美联储看作一心一意为公众利益服务的机构。美联储的政策目标包括通货膨胀、失业和利率等，其任务是更精确地定量给出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之间的关联。大量的经济学专业人士被邀请来设计模型，以找到能够最有效地实现其政策目标的工具。 愤世嫉俗的观点强调货币政策并非美联储一心一意为公众利益服务的结果，而是各方压力相互竞争的结果。美联储主席、其他联储官员、国会议员和财政部官员的言论都被看作货币政策受不同主体影响的证据。美联储通过利率进行操作，接受利率向哪个方向变动的劝告，它接受经济部门，特别是受利率影响的经济部门的游说，这些部门可能包括建筑行业、金融机构和证券交易商等。 乌托邦式的观点将货币政策看作是美联储为实现公众利益而设计的，是福利经济学的规范分析；而愤世嫉俗的观点将货币政策看作美联储与其他政府部门和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结果，是实证分析。如果美联储是一个超脱于政府、总统、国徽和其他利益集团的部门，可以设想它完全为公众利益服务，但如果美联储是一个现实的官僚机构，那么其为全体公众利益服务的可能性就要受到怀疑。同时，相同的货币政策对国内不同主体的影响差别甚大，其政策即使想要服务于全体公众的利益也是不可能的。这就决定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只能是不同主体相互博弈的结果。 (二)特定货币政策对不同经济主体的再分配效应 相同的货币政策对不同经济主体的影响差别很大，有的主体受益，有的主体受损。即使都受益或都受损的经济主体，受益或受损的程度也不相同，即货币政策是非中性的。梅耶等认为，人们在紧缩性货币政策中受到的负面影响比较大，因为它可能会从公众手中抽走一部分实物；在紧缩性货币政策中受到负面影响的部门有住宅建筑业、小企业厂商等。最简单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工具是提高利率。对住宅建筑业而言，这至少会造成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提高了住宅建筑业的建筑成本，使新住宅建设者遭受损失；第二，提高了购房者的支付成本，特别是购房者需要分期付款的时候，利率越高，购房者需要支付的成本就越高。对小企业厂商、特别是新企业厂商而言，利率提高可能会使这些企业在还未进入市场前就已经破产了，因为利率提高会提高这些企业的运营成本，降低其获利的机会。同时，利率提高对债权人比对债务人有利，比如在银行中拥有存款者在利率提高后可以多得到利息；而欠银行贷款者则必须因为利率的提高而多向银行支付还款。针对特定的货币政策，有的主体收益，有的主体受损，就在不同主体之间由于特定的货币政策而形成了利益的再分配效应。 (三)货币政策是否有效 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与一定的宏观经济背景密切相关的，中央银行之所以要制定和实施一定的货币政策，就是为了解决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如在经济过热时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在经济萧条时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这些货币政策的效果如何呢?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任何货币政策都存在时滞，即从政策实施到发挥作用有一定的时间间隔；并且在许多情况下，货币政策不但起不到预期的效果，还会造成更加严重的问题，被称为“稳定器梦魇”。对货币政策“时滞”和起不到预期效果的原因，经济学家们虽然给出了各种解释，但也可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得到解释。 社会公众可能不知道什么对他们是最好的。每个经济主体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在货币政策问题上，公众并非不理性，但政策实施中每个主体能够得到的收益或受到的损失是非常少的，而对政策实施可能产生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但如果要关注货币政策实施中的各种问题，却可能需要花费大量的成本。理性的选民一方面会有搭便车的动机，另一方面也有“理性的无知”的动机。 特殊利益集团可能会对货币政策施加过大的影响。货币政策对每个主体的影响是不同的，但不同主体组织起来形成利益集团的可能性却存在很大的差别，住宅建筑业、小企业生产商可能更容易组织起来，而其他受影响的公众组织起来的可能性就比较小。在政策制定的影响中，已经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要比尚未组织起来者将产生大得多的影响，他们可能会提供政治献金等方式获得政策制定者的支持。 作为官僚机构的中央银行更是关心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公众的利益。前面在分析中央银行是官僚机构的时候已经阐述过该问题。 理性预期的反作用。罗伯特·卢卡斯、托马斯·萨金特和尼尔·华莱士等提出了选民或其他经济主体的理性预期问题。他们认为，面对特定的经济形势，企业主、消费者等可能会对中央银行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做出理性预期，为了防止自己在货币政策中遭受损失或为了在政策实施中获得收益，这些消费者、企业主在政府实施特定的政策之前就已经开始行动，当中央银行制定的货币政策实施时，经济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作用基本也就不能发挥出来了。他们还提出，政策要能够起作用，必须要出公众所不意。这样，在政策制定者和公众之间就存在一种博弈。 总之，货币政策能否发挥作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并非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四、货币非中性的新解释 传统的“货币中性论”认为，从长期看，货币数量增加对物价和经济增长没有影响。如果仅从货币数量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看，货币数量的增加对社会经济可能没有影响，是中性的。但是，货币数量增加并非均匀分布的，社会不同阶层、不同主体在货币数量增加中能够得到的新增加货币的数量是不同的。货币数量的变化可能会影响社会阶级结构，进而改变一个国家不同阶层的地位，促使制度发生变迁，促进或阻碍经济增长。该思路可以概括为：外生货币→财富重组→阶级兴衰→制度变迁→经济增长。比如，美洲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人在美洲发现了大量金银并运往欧洲，导致了欧洲金银数量的迅速增加。与此同时，流入欧洲的金银在欧洲不同阶层之间重新分配，导致了欧洲社会阶级结构和不同阶级相对力量的变化，商人阶级兴起。新兴阶级出现之后，不满足于既定的社会制度和权力分配格局，进而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促进了产权制度创新。有效的产权制度建立起来，形成了对新兴阶级产权的有效保护。在此基础上，政府信誉建立起来，促进了国债制度的建立；私人信誉建立起来，促进了金融市场的自发建立和扩展。由此引起的低利率和大规模投资，促进了欧洲工业革命的发生。 五、结语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货币问题本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问题，因为货币是最直接的财富。货币关系体现了人与人之间最赤裸裸的利益关系。货币本身作为一种制度，它的起源与演变，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交易关系的变化，货币材料的选择、铸币制度、纸币制度等都是以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为基础的。货币政策问题既是货币问题，也是政策选择问题，显然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对货币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还包括很多方面，比如货币材料的选择是否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不同阶级或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博弈；从多种金属本位制度向单一金属本位制度的演变，是否涉及财富的转移；货币政策的演变究竟体现了哪些主体之间的关系；不同国家之间货币相互交换的基础是什么；等等。本文仅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货币问题的一个开端，大量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